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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砺忠诚》:揭开冀鲁边的神秘面纱 记者:吴永强       2019-04-11      点击量:313次 标签:半城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形成山东六大战略区,即:冀鲁边、鲁中、鲁南、滨海、清河、胶东。


“先有冀鲁边,后有沂蒙山”

鲁北、津南,深藏在渤海湾背后。抗战期间,在中共领导创建的大大小小数十个抗日根据地中,冀鲁边区是个“异数”。

“七七事变”后仅7天,这里便成立了华北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拉起了华北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发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最早的农民抗日武装起义——乐陵县黄夹镇起义,建立了山东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乐陵县民主政府,打响了共产党在山东抗击日军的第一枪——阳信县流坡坞阻击战。

此后,萧华率东进纵队挺进冀鲁边区,合纵连横,东征西讨,创造了一个个平原地区游击战的奇迹。1939年,1.5万冀鲁边区子弟兵撤离边区,转战鲁西,开辟鲁南,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山东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遂有“先有冀鲁边,后有沂蒙山”之说。

此后,冀鲁边孤悬于华北腹地,牵制日伪军数十万之众,四面受敌,屡现危局,历上万次战斗,先后有县团级以上干部90多人壮烈牺牲,10多万军民流尽最后一滴血。彼时,冀鲁边行政上隶属山东省战工会,是当时山东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民族解放、为新中国建立做出巨大牺牲、取得了不可磨灭功勋的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神秘”消失了,史籍罕载,知者寥寥,甚至很多亲历者讳莫如深。

时间跨越到2015年,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作家高艳国和赵方新偶然了解到冀鲁边抗战的一些故事,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感染了他们。最初,他们计划挖掘20个典型人物,以点带面,呈现出冀鲁边区的恢弘历史。后来,他们了解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报告文学,留有很大空白,为新的文学书写提供了足够大的自由度。在乐陵当地朋友的建议下,他们重新采访、搜集资料、写作,计划写一部全景式展现冀鲁边历史的大书,工作量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

赵方新,一位优秀的诗人、报告文学作家,感慨道:“可以说,冀鲁边区抗战史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光辉写照,最应该大书特书。但遗憾的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玩笑过后,我们才清醒了,虽然晚了点,总算还好。”

“这部书的采访是很艰难的,因为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离世,他们带走了无数的历史细节,这是非常遗憾的。”赵方新说,关于冀鲁边的档案残缺,很多史料自相矛盾,“乐陵市作为冀鲁边区的中心区,老区的人民对那段历史饱含深情,他们说起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就像在说昨天刚刚发生的故事。但他们对其中的许多事情的言说,更倾向于一种民间的姿态,掺杂了许多个人的情感。他们无数次跟我们说,希望我们还冀鲁边区历史一段真实,一个公平。”

他尤其指出:“作为一个当代的写作者,通过采访,通过与一段活生生的历史对话,深刻地感到了自我的渺小,深刻地理解了大地的情怀,人民不再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群,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也是采访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感受。”

历时三年,行程上万公里,高艳国更是拖着胃癌晚期的“病体”,奔走在调查采访的旅程中。最终,依靠众多采访对象的回忆录、残缺的档案、地方史志,近50万字的报告文学《血砺忠诚》完稿。

赵方新不无遗憾地说:“一段‘残缺’的历史,我们尽最大努力写出的‘残缺’的作品,虽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却也提供了一个深入那段历史的视角。”

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整部书稿即将付梓之时,主创者之一高艳国却于2018531日不幸逝世。这位山东文学界的长期耕耘者,优秀的诗人,扶植后辈的文学工作者,带着对文学的挚爱离开世界。

两人从2011年开始合作报告文学,至今已有5部,包括广受好评的《中国老兵安魂曲》《中国农民书》,前者于去年年底获得中国报告文学界最高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谈到《血砺忠诚》的创作缘起,赵方新回忆道:“是高兄的历史责任感和家国情怀所致,他曾对我说:‘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该对历史有种分担精神。’”

赵方新说:“他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他的生命必将在文字里氤氲而永恒。”



▲位于乐陵市的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


“国士”牟宜之与大刀记

赵方新通过梳理,发现了冀鲁边的三个标志性事物:大刀、铡刀、枣树。

第一个,是大刀。

1937年的黄夹起义,是山东第一个农民抗日武装起义。20世纪70年代,作家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就是以这次起义为原型创作的。郭澄清的老家是宁津,和乐陵一样,都是冀鲁边的核心区域。

冀鲁交界之地,民风彪悍,有习武之风。在当地抗日史上,大刀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代表了冀鲁边区尚武的精神和不屈的斗志。乐陵人宋哲元率领二十九路军喜峰口抗战,以歌曲《大刀进行曲》响彻全国。《血砺忠诚》中写道:“大刀辉映着冀鲁边人的勇猛善战,见证着流血牺牲,诉说着那段抗争史的惨烈与悲壮……”

第二个,是铡刀。

当时,日伪军之残忍,令人侧目,以铡刀对待抗日分子,是常有之事。1938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津南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被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抓获,不屈而死。杨靖远被铡成三段,头颅挂在寨门口,向八路军示威……

环境越艰险,越体现出早期共产党人的坚定。

薛庄惨案中马振华和县委书记张维明以下11人全部牺牲;在残酷的“反扫荡”的激战中,高级干部和战士一样,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血沃平原。大桑树突围战失败,地委书记张岫石和战士们誓不投降,全部饮弹阵亡;边区《烽火报》主编傅国光被俘后誓不屈服,被日本鬼子绑在大树上用刺刀捅死……

第三个,是枣树。

遍布在冀鲁边区的枣树,至今仍是这一地域重要的经济来源和旅游资源。赵方新说:“枣树的品格象征人民大众,冀鲁边区没有高山没有深林,也无法挖地道,如何能坚持抗战?就是靠老百姓。”

冀鲁边还有一位“特殊党员”——“国士”牟宜之。

牟宜之是日照人,同盟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任命的乐陵县长。这位“白皮红心”的著名民主人士,也是共产党方面承认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尽一切可能为八路军的生存发展提供条件。

《血砺忠诚》中有一段描述:

“对于乐陵人来说,牟宜之是个说不尽的传奇,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述说时眼里都闪耀着骄傲之色;有点夸张地说,你在今天乐陵市的街头随便拉住一位上年纪的人,他都能跟你唠上几句关于牟宜之的话题。”

赵方新说:“甚至老区人在有意无意中已经将这个人物神化了。为什么?因为牟宜之具备了这种神化的所有条件,国民党的县长为共产党办事,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能作诗,能杀人,所以他就像一个矿藏,可以任人开采。但牟宜之最大的特点还是他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他敢说真话,有牺牲精神,有信念。他是早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后来秘密入党了,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接受采访时指出,牟宜之还是最好的山东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和颁发者。他被称为“国士”,是随着他前些年的诗集问世获得的称誉,还是赞扬他的为人之正、骨气之硬。



▲2016年12月16日,本书作者高艳国(中)、赵方新(右)在北京采访牟宜之之子牟广丰(左)。


“叛变者”邢仁甫的真实人生

1943年,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被刺身亡,司令员邢仁甫叛变投敌,导致了冀鲁边区抗战形势恶化。1944111日,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成立新的渤海区。从此之后,冀鲁边区消失于史籍中。

作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在根据地的初创和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不少作用,做出了贡献。然而后来,他不服从党的调动,嫉恨黄骅的到来和果敢的作风,竟然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的道路,使冀鲁边的抗战形势深受其害。

可以说,“邢仁甫事件”是导致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长期被掩盖、被遮蔽的主要原因。这个事件牵涉到了边区的方方面面,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就事件本身而言,现在还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笼罩着许多迷雾。

“探求历史真相,从来都是报告文学写作者的最大诱惑。”这也是两位作者在写作中没有回避这一事件的原因。

赵方新说:“邢仁甫是冀鲁边区历史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一个复杂人物,自有其‘文学魅力’。我们在处理‘邢仁甫事件’时是非常谨慎的,是本着不给人物随便下定语的原则写作的。”

他们曾到邢仁甫家中采访他的后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农家,跟其他农民家庭没有任何区别。但他的后人明显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对这段历史很敏感。在他们心里,父亲是一位英雄,或者说曾经的英雄,他们也不愿意让父亲背负过多的骂名,而想给父亲以公正。

最终,《血砺忠诚》中关于邢仁甫的部分,除了采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还采用了《罗荣桓年谱》中的往来电报,最大程度地真实表现那场复杂的斗争。“关于这个事件,是个遗憾的书写,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公开档案,尤其是当时的审判记录。但上世纪80年代,德州市党史办曾经走访了不少当事人,好在那时当事人都健在,能够说出一些实际情况。这个材料给了我们写作许多帮助。”

两位作者对“邢仁甫事件”的书写,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的肯定:“这是作者秉承客观历史的态度,也是一种敢于接触敏感话题,恢复完整历史面貌的积极健康举动,值得赞赏。在这部分书写中,两位作家用客观冷静的笔调,调动大量的原始材料,再现了那场极为诡谲多变的斗争,尽力呈现我党的优秀干部在面对危险境地、面对背叛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决的斗争性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评论家张丽军指出,叙事结构的精心搭建,是《血砺忠诚》最大的艺术特征:“作品共形成了内外三层叙事结构:大时代的发展趋势作为时间顺序,构成整体结构的外壳;内部以具体事件为轴,多条线索同施并行,支撑起作品的内部架构;各具体事件又再以时间为动力,凝聚为内在的叙事逻辑。”



▲《血砺忠诚》,青岛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重拾信仰:“古典主义”的情操和情怀

《齐鲁周刊》:从《中国老兵安魂曲》到《血砺忠诚》,你们为什么选取历史题材进行挖掘书写?有没有一条一直坚持的脉络?

赵方新:《中国老兵安魂曲》是我和艳国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在回顾历史,《血砺忠诚》也在写历史,只能说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并没有刻意的谋划,可能我们对家国情怀的执着是一个内在因素吧。报告文学在当下是广受非议的文体,我们想通过自己的书写,用报告文学自身的承担功能,承担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重量,也为报告文学正正名吧。不知道效果如何,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齐鲁周刊》:重新挖掘历史,对于现实有什么意义?

赵方新: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现场,却永远无法回到时间深处,这是历史性报告文学写作的尴尬,也是必须克服的困境。一开始,我们将这次重新挖掘历史就立足在现实的根基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不忘初心,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冀鲁边区那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在面临死亡时,都毫不犹疑地选择了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他们当时只要将手中的武器一扔,就能活命,就能荣华富贵,但这些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诚于自己的信念。这是令人震撼的。信念是什么?他们给出了最好的回答。这本书展示出的共产党人的情操和情怀,我觉得是“古典主义”的,带有一种朴素的美感!今天需要重新回头拾起这种信念。没有信念的人是缺钙的,没有信念的党是没有战斗力的。现在乐陵市有一座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希望大家都去看看,看看才知道当时环境多么惨烈,我们的共产党人多么伟大!可以让人在穿越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生命坐标。而且,我们也不能仅仅把冀鲁边区共产党人的精神作为一个党的财富,它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财富。

《齐鲁周刊》:如何理解文学的虚构性?如何把握报告文学写作中的虚构?

赵方新:文学的虚构是报告文学允许的,但要把握住一个度。《血砺忠诚》作为一部全景式反映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作品,需要大量的史料支撑,但即便这样,也会有“叙述的黑洞”,不钻过去,就没法推进,所以这时候就得进行必要的虚构。但这种虚构决不能违背历史真实,不能是对重大事件的乖违,还得遵循报告文学创作的原则,“大处不虚,小处不拘”的原则。

《齐鲁周刊》:当下,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报告文学。如何看待当下的报告文学写作?怎么看自己的报告文学写作?

赵方新:我觉得当下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困境写作,因为报告文学的主流已经转到了客观书写,既不是过去的批判写作,也不是完全的歌德式书写,它需要的是一种更高的视野、更广阔的拥抱,而习惯于过去的报告文学态势的读者,还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种文体。其实报告文学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只是曾经的偏离,让它惹了是非,这也不怨别人,怪只怪自己。

我和艳国的合作因为他的英年早逝,画上了句号,这部书也算是我们最后的合唱了。就我们的创作而言,谈不上在中国报告文学中的位置,我们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我们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我们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可读性、故事性以及叙述方式的追求,是自觉的,刻意的,是带有颠覆性的,它使我们的作品呈现出了强大的叙事氛围和文学意味。当然,缺点也是很突出的。



▲解放战争时期,牟宜之(中)与战友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