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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光荣与彷徨 记者:老四       2018-02-22 标签:半城湖

广场上出现了一群学生,身穿红色志愿者服装,正在进行一场募捐活动。这一天是2008513日,前一天的大地震,影响波及整个中国。我走到捐款箱前,掏出十块钱放进去,剩下的刚够下午离开这座城市的车票。

那几天,我在临沂,参加一场招聘会。“学高为师,身正是范”的校训逐渐暗淡,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教书育人的梦想仅存于一念之间,唯一选中我的是一家当地报纸的广告版。希冀用文字叩问天下的我,陷入短暂的落寞。国难当头,前途渺茫,不免心有戚戚。

铺天盖地的地震新闻随时在推进,我接到了济南一家媒体的面试通知。面试时,老总拿出几幅备选封面图片,让我们选择。面对不同视角的地震图片,我没找到合适的切入方式,随意选了一张,是错的。虽然错了,还是顺利通过了面试。

接下来的62日,我正式走进这家报社。最初感觉自己随时会离开。某日偷偷跑到邹城,面试一家民办高中。那个学校的校长对我倒挺有兴趣,而我却对他的教育理念产生质疑。最后一次尝试,是去报名本城一家名校。乌泱泱的师范毕业生挤进这所初中,我看着手里的教师资格证,突然生出一股悲伤。走出学校,我将教师资格证束之高阁,再也没看过一眼。而今,十年已过,早先的教育理想早已尽失。在同一家报社的同一张办公桌前,时光蔓延,静止得好像从未发生过。

一个23岁的年轻人,以什么样的姿态长成33岁的大叔模样?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在青年西路,不远处是朝山街,街南头有一家大排档,露天,夜里营业。每个灯火辉煌的夜晚,啤酒成为年轻的资本。后来,单位搬到了大明湖畔的贡院墙根街。去年,城市创城,取缔了所有的路边摊,某一日,走在大明湖西南门附近,赫然看到“朝南大排档”的招牌。依然是那家店,等到走进去坐到餐桌前,依然是熟悉的味道,而路边摊早已成为过去,我们这些“酒囊饭袋”,也早已更换门庭,失去了最初的激情。

时间如何残忍,方能刻下十年的印痕?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身无分文,心怀天下,除了瘦弱的身躯,改造时代的美好愿景,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资本。无论是深夜饮酒,对酒当歌,还是深夜赶稿,不觉东方之即白,有什么能阻挡一个年轻人挥霍自己以及挥霍命运的旅程?

在枣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矿工,面对已经枯竭的煤矿流下颤抖的泪水;在临沂,百年未遇的大旱没有阻止一个农民回家的步伐,坐在他家简陋的灶屋里,我们端起酒杯;在全福立交桥底下,一群民工在等待命运的施舍,每一天新的阳光,都是他们未知的工作归属……十年,我见证了他们,也融入了他们,离开了他们。而今,新的时代仿佛秋风横扫而过,他们的命运早已被新的命题取代。

那时候,二环东路刚刚修起,往东还是房价的低谷,大明湖畔,新开盘的房价7000元,因为太贵,少有人问津。公交车上,没有低头看手机的人,冷不丁看一眼,是诺基亚硬邦邦的按键。公交站牌旁,总会有一个报摊,总会有一个喇叭,预报这一天报纸的核心新闻。总会有一群健壮的赤膊者,春夏秋冬环游在护城河里,一个猛子扎下去,黑虎泉冒出许多小泡泡。

毕业后,奥运会如期来临。所有人暂时忘记了上半年的忧伤,投入到举国狂欢里。我也跟随新闻的触角,去采访这个城市里与奥运有关的边边角角。及至年底,大洋彼岸黑人总统上台,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息接踵而至。没有人会想到,接下来的日子会如此艰难,房价代替一切,春天被秋天取代,比我更年轻的年轻人们,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毕业形势……

几年前,同龄人杨庆祥写了一本颇流行的书《80后,怎么办》。他谈到,2008年的他能和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想象保持一致,是因为那时他以学生的身份,生活有保障,安全而温暖;而进入社会之后,被抛弃的失败感让他开始寻找一代年轻人的历史定位,他说:“作为一个个体,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失败,我的失败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一代人都面临着这种失败的境况,我们是否该拥有某种失败者的自觉?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一失败中发现一些什么?”

沿着这条自觉之路,我终于买了一套房子,结了婚,生了孩子。和当年像我一样的那些年轻人一样,逐渐开始背弃最初想象的某种样子。许多年前,当互联网第一次冲击传统职业的时候,我没有赶上那一波惶恐的潮水;许多年后,溃败但未绝望的一波幸存者,面临自媒体的冲击,连挣扎的勇气也消失了。当此之时,互联网2.0时代展示出了它无与伦比的强大魔力,越来越多传统倒掉,就连我们所坚持的价值观也岌岌可危。

命运的岔道口,太多的可能性预示着太多的命运波折。一个曾很内向的同学,毕业后去了某地信用社,后来成了颇有名气的算命先生。通过QQ聊天,他能告诉对方丢失的物品的大致方位,尤其是感情问题,出轨、小三、分家产,他都能以《周易》的名义分析得头头是道。即使我们同出一门,相识相知,又有什么关系呢?改变注定了一切的可能性,人生方向的突兀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值得挽留。没有什么值得忘却。2013年的某一天,我再次听到陈奕迅的那首《十年》,想起最初听到这首歌的2003年——那年我18岁,站在成人的临界点,站在非典肆虐的县城,梦想未来一片坦途。在日记中,我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你已经如愿从本省最著名的那所大学毕业了,并且如愿成为一名作家,正在书写一个民族的命运。当然,你已经结婚生子……

何其幼稚,又何其苍茫。如今,我已比28岁又长了5岁,距离日记中的话语,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同样是在2013年,我开始准备书写过去的十年,不仅是我自己,还有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新世纪。曾经,那么多人怀着那么多祈愿展望新世纪,作为跨世纪的一代,我们肩负着太多家国命题,以及诸多个人命题。而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出发时的脚步?

现在23岁的年轻人,有多少人会像十年前的我一样,被命运垂怜,又被命运抛弃?那些有才气、有魄力的底层年轻人,好像人间蒸发一般,不知哪儿去了。他们现在还好吗?歧路艰难,那些逐渐掉队的人,是否会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还记得跨入青年行列时最初的誓言吗?还记得笔记本扉页上最初的那行字吗?近观电影《无问东西》,颇有一些心得。那些陌生却又熟悉的面孔,在面临人生最大的选择的时候,如果是我们,是否会同样如此?说出以上这些话,好像有点儿熟悉,就想起高中课堂上的那些知识灌输,纸上的选择都是这样的,我不得不为自己刚说的这些话感到脸红。

再次想起2008513日的那个上午,我站在临沂人民广场上,旁边是组织募捐的一群同龄人,远处的汶川正在风雨飘摇,“多难兴邦”的口号要过几天才能响彻大江南北。那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此让人激动,以至于十年后的我依然在这个想法里坚定而又惶惑——

这时候的我,正在为个人前途而焦虑的我,好像又不是我,我还是一个无限庞大的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有着神圣的责任,也有着光荣的权利。我好像看到了许多许多年以来的许多人,他们和我一起,守候着一种关乎使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