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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泉村土匪往事 记者:吴永强       2018-05-08      点击量:2387次 标签:半城湖


▲郭泉村以土匪刘黑七而闻名。


国公王侯都没出,出了一个土匪头

越过一爿爿低缓的山丘,道路尽头是郭泉村。

7年前,我曾来过一次,那是秋天,路旁不时出现一棵棵孤零零的柿子树,树上通红的果子随意荡悠着,无人采摘。现在是春末,山楂树嫩绿的叶子展示出一年新的好时光,时间在这片山区不断演绎自然轮回。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静谧、安闲,时光仿佛在这里停滞。时而与拖拉机、三轮车、电动车擦肩而过,车上是有一个叼着烟卷的壮汉的,或者是壮汉背后驮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女子。路旁的野地里,照例三五个农人在操劳着,有的拿一把小头,一手抓住玉米秆,一手使劲刨下去,梆梆的声响,玉米秸结成一捆一捆,晒在地里,等待过些时日拖回家做柴火煮饭。”

如果后退90年,这些骑三轮车逡巡在山野间的汉子,这些忙碌于农田里的老者,有多少会挣扎在一口饭食的龃龉里,要么揭竿而起,做光棍,抢粮抢女人,要么规规矩矩,静等光棍来抢?

因为这里,是匪王的老巢。

1915年,23岁的刘黑七与当地痞子共8人结拜为匪,他排行第七。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黑七匪部素常保有万名匪徒,盛时达3万之众,先后流窜为害北方十几个省市,成了闻名全国的混世魔王。至1943年殒命,刘黑七横行半个中国长达20余载,屠杀百姓20余万人,其杀人手段之残,聚集匪徒之多,活动范围之广,怙恶时间之长,世所罕见。

郭泉村还和7年前一样,静静端坐在山谷里。《郭泉志》里面写道:“因村南有一眼泉似大锅而得名,南郭泉与北郭泉合村后,称为郭泉。”村四面皆山,村东有铁头山,村西有大小西山,东南有长山子,三山之间有蜘蛛山。当地民谣曰:“三山夹一头,不出国公出王侯。国公王侯都没出,出了一个土匪头。”

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潺潺流水掩映在低缓的狗吠声中,分外清脆。溪上有一桥,不时有农人扛着头从村西奔到村东,然后消失在山野之中。

刚到桥头,就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中年汉子停在我身侧,我正在纳闷,他敞开了话匣子:“你是来考察刘黑七的吧?”我说是。汉子说你得好好宣传宣传,刘黑七不是坏人。我笑了,问他刘黑七怎么不是坏人。汉子说,反正刘黑七对咱庄里人不坏。他继续说,经常有人来考察,有一年还来了几个黄头发绿眼睛的外国人。我问他都考察什么。汉子说考察刘黑七呗。

汉子发动摩托车,临走,给我指点了几个地方,让我一定要去:“刘黑七的点将台,还有东西炮楼,当然,现在都没了。”

按照汉子指点的方向,我下了桥,顺着溪水往北走。没走一会儿,到了一处水潭,一条水坝把水潭围住,水坝之下,潺潺流水,清脆叮铃,一条水渠将部分流水引到附近的山岭上。不时有鸡狗散步在周围,兀自逡巡,不管不顾。

昔日点将台,如今已是一垄一垄的地瓜地,伴有杂草,唯有几堵矮墙,尚残留几丝旧日的气息,不过当年景象是难以想见了。在村南,和许多当地村庄类似,“郭泉村大舞台”成为新的文化中心,一条弯曲的水泥路,把几眼泉水贯通起来,刻有《郭泉志》的石碑,为当地的自然风景增添了亮色。

这个安静的小村庄,正在一步步成为众多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子中的一员。

最后土匪忆司令

一个老人沧桑的面孔不断在我眼前闪现。那是在7年前,我走进他位于村子西头高坡上的小屋。老人已经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堆在床上的一团破棉絮里。我说明来意,他惊愕的表情逐渐缓解,久远的往事在他身上复活,断断续续讲述给我。

那年,他97岁,如今7年过去了,如果尚在人世,该是104岁。隐隐有种预感,果然,当我停下车,走到几个聚在村头聊天的老者中间,打听起他的情况时,一个老人说:“他已经死了七八年了。”“七八年”应是虚指,想必当年我见到他之后不久,他便已经逝去。我的心里一声叹息。

他叫刘春新,曾是匪王刘黑七的贴身勤务兵。

刘姓并非村里的大姓,甚至没排进“孙赵巩林”四大姓。大概出生于1914年的刘春新,和刘黑七是同宗,家里很穷,年轻时在村里帮人盖房子。“他(刘黑七)觉着我老实巴交,就跟着他当勤务,拿一把盒子枪。”刘春新说,“吃不上饭,哪有不跟着他干的?

谈到“刘司令”,刘春新的话语里多了几分自得:“说打哪儿就打哪儿,黄县、诸城都让他打下来了,在东北还打下来几个县。”“他在天津租界有几处别墅,妻妾和孩子住在别墅里。”“他有5个儿子,都在天津租界,有的上了大学。”

1943年,刘黑七51岁,投靠日军,窜回老巢费县柱子山。八路军老三团、老五团对柱子山发起攻击,刘黑七被击毙。“到处乱打枪,死了十几个人,人多,谁摊上谁死。我什么都不顾了,拼命往外跑。”按照刘春新的说法,多次侥幸逃脱追捕的刘黑七,这一次没有逃过,被一颗流弹击中。29岁的他则辗转逃回老家,40多岁成家,后育有一个儿子。

短暂的土匪生涯,重塑了刘春新的性格。即使是70年后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话语间依然透露出一股坚毅的神色。当他谈到当年司令风光之时,拇指食指伸出,其他指头并拢做打枪状,仿佛手里依然握着一把盒子枪。即使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他对司令的情感依然浓烈——那是个曾给他带来极大荣耀,改变他命运的人物,在他有限的阅历中,司令是神一样的存在。而谈到司令的陨落,以及自己日后作为一个“前土匪”所承受的各种压力,潸然泪下的表情,浓缩了不尽的沧桑。

我问老人们:“村里还有曾当过土匪的人吗?”

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老人回答:“肯定没有了,刘春新就是最后一个,现在八九十岁的人当时也是小孩,没有当过土匪。”

土匪绝迹,势在必然。

关于土匪的故事,依然在村里流传。年龄大一点的人自然见过当年的情形,一个老人说,当年刘黑七大儿子结婚,举办了南郭泉村有史以来最为排场的婚礼。他和刘黑七小儿子曾在一起玩耍。刘黑七死后,再未见到过他们。

如今的南郭泉村,按照老者的说法,依旧保持了原来的样貌,“这地方缺水,但水质好,喝的水是泉水,用铁壶烧三年没有水垢”,但和过去类似,外出谋生的人依旧很多,“山区的地费工,外出打工的不少”。

作为村里最重要的名人,刘黑七被不断谈论、演绎,却又不得不承受一种尴尬的隐形状态。这从那篇《郭泉志》便看出端倪:“郭泉村群山环绕,碧水长流,英才辈出,可谓地灵人杰。”这里曾有广川寺、关帝庙,更著名的是“南郭泉文化遗址”,曾出土红陶、白陶、兽骨等,隶属于新时期龙山文化。整篇文章,除了“土匪头”三字,并未提及刘黑七,而是不吝对这片土地自然之壮美、文化之厚重的词藻堆砌。

论自然之美,在山川形胜的沂蒙山区,郭泉村算不得特殊,却也有着一种低缓丘陵的朴素色彩。论文化之醇厚,这里距离儒家文化核心曲阜不过一百余里,孔子七十二门徒中有几个诞生于此,曾子和荀子长期生活的地域距此不远。

而刘黑七和他的郭泉村,则显示出了一丝特殊。文化往往有其根性,一种形态发展到极端,另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文化形态不合时宜地冒出来。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域会出现另一种水浒文化,山东被定义为礼仪之邦,却又被定义为出响马的地方。刘黑七,同样是这种异质性的体现。

善的极致,恶成为潜在的隐性存在,顺从和暴虐往往瞬息转换。许多考证早已向我们呈现出当时土匪作恶的诸多手段,其残忍程度已然超过了历代刑罚之极致。在接近20世纪中叶的民国时代,早已消亡的酷刑却在有限的区域内大行其道,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当势如禽兽的土匪被另一股土匪或官军俘获,其表现出的温顺和对死亡的麻木又是另一种情形。

关于土匪,在鲁南大大小小的山崮之间还有更多往事,有待不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