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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奖40年 记者:本刊编辑部       2019-08-27      点击量:792次 标签:首页广告栏


茅盾、奖金、李嘉诚

19456月,重庆进步文化界继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庆祝老舍四十寿辰、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又发起了庆祝茅盾五十寿辰暨文学工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

24日的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经理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律师将一张10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茅盾在接受捐款时表示,自己生平所写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引以为憾,建议以这些捐款,举行一次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有奖征文。按照茅盾意愿,“文协”专门成立了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冯乃超、邵荃麟、叶以群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并在《文艺杂志》新一卷第三期和83日的《新华日报》共同刊出了“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启事,规定征文以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速写、报告为限。这次征文经评选产生了一批较好作品。

以上可看作是茅盾文学奖最初的雏形。

1981314日,茅盾先生病危,他在口述了给中共中央请求在他去世之后追认为中共党员的信之后,又口述了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两周后,茅盾先生就去世了。

1981320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巴金任主任委员。10月,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正式决定启动“茅盾文学奖”(为了准确起见,将茅盾原信中的“文艺奖”改为“文学奖”)的评选工作,巴金任评委会主任,首届茅盾文学奖在1982年评出。

在那个年代,25万元可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茅盾先生肯将一生积蓄和盘托出,心同日月。“茅奖起初就用茅盾那25万的利息运作,现在当然不够,从筹办征集评审及奖金,费用由国家来负了,因为它已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奖。一个获奖者实得奖金也许不如一家刊物的所设奖金高,但它的声名和荣誉是无形资产,后续的经济回报也是比较可观的。”评论家雷达说。

回忆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时,作家李国文说:“有一天,接到一纸通知,某月某日,到王大人胡同华侨饭店报到,是不是携全国粮票若干,我也记不起来了,不过,就在那里,我们六位获奖者,分别拿到了各自的奖金3000元。3000元,对当时月入八九十元的我来讲,也相当于一个天文数字了。相比在此之前,我在19803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月食》,次年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数百元奖金额度,真有小巫大巫之别了。”

当然,后来茅奖奖金不断增加。

奖项设立之初,每个人拿到手的奖金还算丰厚,但随着时代发展,物价在飞涨,无论茅盾先生的本金还是零星赞助,都已经不足以给出一个体面的奖金额。

1991年,路遥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却发愁去领奖的路费以及买书钱。弟弟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中回忆:“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后来,王天乐好不容易筹到5000元。弟弟说,今后还是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找不来外汇。

随着时代发展,奖金慢慢提高。到2008年第七届茅奖颁发时,每人的奖金达到了5万元。

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时,刘震云发表获奖感言:“谢谢李嘉诚先生,他使这次的奖金提高了。李嘉诚先生和文学的关系,给所有有钱人树立了榜样。”

这一年,李嘉诚基金会向茅盾文学奖一次性捐款500万元。有了这笔钱,第八届茅奖的获奖者奖金提升到原来的十倍,从5万飙升到50万。

听到获奖的消息时,刘震云正在买菜,纠结于买便宜的茄子还是买贵点的西红柿。他当即决定,买西红柿庆祝一下。

《天行者》的作者刘醒龙说:“尽管媒体报道说奖金数额提升了,不过我一直怀疑,有那么多吗?直到中秋小长假收假,刚一上班发现奖金已经打到我的账户上了,我才相信这次奖金真的是50万元。”至于怎么花,刘醒龙挠挠头:“我有给老婆买辆车的想法,但老婆想拿着炒股票,不过股市有风险,怎么花还挺头疼。”



▲茅奖公布后不久,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出版社专门为梁晓声举办了一场读者见面会。


向历史探寻现实的“天空”

获得第一届茅奖时,古华只有40岁,是至今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而写《芙蓉镇》时,他38岁左右。1986年,根据古华所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轰动一时,导演谢晋,演员刘晓庆、姜文一时家喻户晓。影片在1987年第7届金鸡奖上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等5项大奖。

19821215日,600位文艺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仪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六位作家,手捧紫铜的奖章,向前来祝贺的人们致意。

当时的媒体记录下这样的情景:

刚从四川农村赶来带着一身泥土味走上领奖台的周克芹说:“我没有感到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是羞愧和不安,我自觉得肩头的担子更沉、身上的任务更重了。”

《东方》作者魏巍的心里,只装着一句话:为人民服务。

数十年致力于历史题材创作的姚雪垠,把奖励当作鞭策。他说,《李自成》第二卷还不是定稿,我要把它修改得更好。

获奖,使从事业余创作的莫应丰(《将军吟》的作者)更坚定地踏上文学之路。他说:“我愿努力,在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大厦上再添一块砖瓦。”

在创作和生活道路上经历坎坷的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的作者)告诉记者,在苦难中他没有失望,是因为没有离开党和人民。今后,他将用自己的笔,来回答党和人民给予的关怀、荣誉。

四十岁的古华,激动之余又在冷静地思考:得奖,只能说明过去,今后的路还长。“我要艰苦地深入生活、刻苦进行艺术追求,和中青年作者一道,向当代文学的奥林匹斯山攀登!”

文学前辈们关注着这次建国以来文学界最盛大的评奖活动。巴金在病榻上写下了书面发言。

周扬的讲话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坚持“双百”方针,推动艺术评论工作的开展。他说,讨论和竞赛,才能使文学艺术事业兴旺、发展。而艺术形式、风格的多样,艺术问题上的深入研究,会使作家们既心情舒畅,又有社会责任感。他还着重提出,要爱护人才,使文学创作有更大的突破。

在不显眼的席位上,还坐着六部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他们曾为小说的出版付出了“十分辛苦”,今天却不愿分享“一分光荣”。

雷达说:“茅盾文学奖有没有自己的美学倾向和偏好,这是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我认为是有的,这并不是有谁在规定或暗示或提倡或布置,而是一种审美积累过程,代代影响。”

那么,它的偏好究竟是什么?雷达说:“从多届得奖作品看来,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关注等。”

历史题材获得文学奖的青睐并非无因,“在历史上,文学与题材曾经有过不正常的关系,或人为区分题材等级,或把某些题材划成禁区,或干脆实行‘题材决定论’。从今天来看,这些都是违反文学规律的。但是,也不可否认,重大题材还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重大历史题材,由于阐述和重构了历史的隐秘存在和复活了被湮灭的历史记忆,既给当代社会提供经验和借鉴,又提升我们对人生、现实与世界进行有比较的审美观照与反思。”雷达说。

从历届文学奖的最终结果来看,确实如此,历史题材占了很大比例。比如2018年去世的作家凌力,凭借《少年天子》获得第三届茅奖,这部小说讲述面临明、清鼎革之际的严峻局面,顺治励精图治,力求变革,但不断受到朝廷保守势力的阻挠,最终以政治上的失败、爱情的幻灭,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电影《芙蓉镇》剧照。


一部部“砖头”垒起“陕军”的高度

在历届获奖作品中,《平凡的世界》是一个异数。

路遥小说在年轻人中持久的影响力,成为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现象。查阅各大高校图书馆文学类图书借阅情况,《平凡的世界》普遍高居榜首,并且一直持续,没有变化的迹象。

凭借小说《人生》走向巅峰之后,被评论界期待的路遥拿出了一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却并未引发太大反响。这部小说被北京的刊物和出版社退稿后,第一部发表在广东的《花城》上,第二部只能在更为边缘的《黄河》发表。直到这部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评论界也没有提起太大兴趣。

是读者将《平凡的世界》推上了神坛。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不知有多少人因这部小说而改变命运。纯文学向当代阅读界贡献的两部经典,一个是《平凡的世界》,一个是《活着》。

近几年,评论界又重新开始发掘这部作品的意义。

在陕西,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三位当代文坛的重量级作家,一直是当代阅读界的重要坐标。他们分别来自陕北、关中、陕南这三块文化沃土,三位作家和三部作品牢牢联系在一起。以三足鼎立之势,构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独特的景观。

《平凡的世界》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的广阔背景上,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姓人家的父子两代人的人生遭遇为主线,表现了社会的历史转型给中国农村带来的震荡以及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展现了农民艰辛的大义和宽阔的悲悯情怀。这部作品充分展示出了人性的光芒和信念的力量,让我们感受、体味、领悟、认识到一种真实的精神力量。

一轴画卷,上下五十年。长篇小说《白鹿原》横空出世,让世人记住了一个名字——陈忠实。小说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细节人物化,人物性格化,是《白鹿原》的鲜明艺术特色。

《秦腔》是贾平凹对乡土中国的苍凉回眸,表现了贾平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状态,呈现了中国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在贾平凹的笔下,“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是一条缓慢涌动的河,翻卷着暧昧的、混乱的、破碎的浪花,徘徊、迂回、曲折。河面粘稠浑浊而平静,不动声色,平静水面下却激流暗涌,总是在不间断地朝我们簇拥而来。

贾平凹是陕南商洛人,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商洛的乡村呈现出一种小国寡民式的宁静祥和的生存状态。贾平凹曾说:“她(商州)的美丽和神秘,可以说在我三十年来所走的任何地方里,是称得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赞誉。”凭借着对故乡的热爱,商洛的自然风光总是被贾平凹描写得如诗如画,树木、花草、白云、流水似乎都有了灵性。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往往也是温顺、善良、热情好客的,他们保持着本真的生存状态,过着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然而,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对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白鹿原》像关中的土地,沧桑浑厚,承载着深厚的儒学文化;《秦腔》像陕南的水,清澈恬淡,有一种“自然无为”的倾向;《平凡的世界》则像陕北的风,带有一种野性的力量,刚毅不屈,有“侠”的某些品质。

1988年,陈忠实离开城中妻小,躲进乡下祖屋潜心笔耕。据说四年后的大年初一夜晚,当作品的最后一个字完成,陈忠实走出祖屋,独自走在原上,点燃了一岸茅草,对着天地大哭了一场。他应该是知道的吧——一部惊天之作从此诞生了。

奇怪的是,《白鹿原》之前或之后,作家都少有作品闹出大动静,不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之前,就有一篇《人生》轰动全中国。有业内人士说,无论对于中国文学还是作家自己,《白鹿原》都是一个奇迹。如今,一版再版的《白鹿原》已经成为大学教材,陈忠实对文学的大痴大敬,果然换来了“奠棺之作”的命运奖赏!煌煌一部《白鹿原》,以民风史风之厚,民情国情之重,令多少读者饱有读福,享尽荡气回肠的阅读快感。

如今,又一位陕西作家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

陈彦写《主角》时在陕西行政学院任职,学院有寒暑假,时间相对充裕,有时晚上也能写两三千字。“任何生活都是一种创作素材,工作很多时候在帮助你开阔视野。”当时陈彦经历了一届分房,加上这次,他前后三次组织分配了四五百套房。他打算将来写成小说,“可以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搅动起来”。

《主角》聚焦秦腔艺人群体,同样得益于陈彦的工作积累。他曾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二十多年,系统研究过戏曲史和秦腔发展史。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已有81年历史,成立之初吸引了很多民间艺人加入,传统文化与现代院团互相塑造。

写《主角》时,陈彦觉得这些积累像一个很大的吸盘,令他往下坠,他要拼命地向上抻。他没有把写作局限于一个艺人的成长史,而是通过主角忆秦娥抒发自己对四十多年时代变迁的多种感受。

小说取名《花旦》,写了五万字搁浅,他觉得生活素材太多,不知道如何剪裁。他调动到其他单位,沉淀三年多后忽然觉得清晰了,这才有了《主角》。他形容为“庐山之外看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



▲2008年11月2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新闻发布会暨获奖作家见面会在茅盾故乡浙江乌镇举行。图为麦家与周大新。
 

获奖者的一天

8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综合媒体报道,这一天,陈彦在老家陕西,将结束探亲,返回工作地北京。临别前,78岁的母亲执意要张罗一桌菜。家人正在热气腾腾的厨房忙碌,手机响了,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获奖。

母亲问是什么奖,陈彦的侄儿抢着介绍:“叔获了一个文学大奖。”韭黄大肉馅儿的饺子端上桌,正合庆祝气氛。母亲问:“是不是喝点酒?”陈彦回答:“不了,正吃头孢,不敢喝。”

一千公里之外的北京,李洱也在吃饺子,猪肉扁豆馅儿。他对获奖“有一点信心”,但预设只是“可上可不上”。作家毕飞宇打来电话,只说让他上网看消息。很快,不计其数的问候、采访短信、微信汹涌而至,手机都发烫了。他关了手机,专心给孩子炒菜。

同样在北京,上午910点钟,因为21日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北京电视台一些摄像来到梁晓声家采访。正好赶上有学生来看望他,还有出版社的编辑来谈稿。接受采访休息的过程中,获奖消息传来。“最初,大家也不敢断定是不是真的。但即使是真的,我也要先把之前答应的录像做完。”梁晓声说,摄像结束之后,他才打开手机。

得知《牵风记》获奖的消息后,光明日报记者饶翔第一时间打电话祝贺,意外的是,老人家住院了。“前几天,徐怀中的血压降得很低,家人将他送到医院,做了心脏方面的检查。徐怀中说,上了年纪的人,身体总会有些问题,经过休息,现在好多了。听得出,获奖的消息让他很兴奋,电话中他的嗓音依然清晰明亮,根本听不出是一位90岁的老人。”

徐则臣在上海书展签售,获奖消息传来,他被道贺的读者包围。获奖作品《北上》的出版社展位,也迅速打出了茅奖标牌。

徐怀中,这位文坛宿将早在1957年便出版了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引起文坛的关注。叶圣陶为其作序,称“一看就让它吸引住了,有工夫就继续看,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并认定“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在新时期,徐怀中创作的《西线轶事》以9万余读者选票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在年近九旬之际,徐怀中又于去年底推出长篇小说《牵风记》,震动了文坛,90岁的高龄也使他创下了作家获茅奖时年纪最长的纪录。

以解放战争中挺进大别山战略行动为背景的《牵风记》,缘起于1962年,徐怀中以纪实的笔法写出了约20万字的初稿,后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小说未及完成出版便被烧毁了。新时期以来文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他感觉到从前创作有其局限性,从2014年开始,他重写50余年前的未竟之作,经过不断修改润色,到2018年终于写完。这是一次思想和艺术上的艰难蜕变,他称:“我的小纸船在‘曲水迷宫’里绕来绕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才找到了出口。”小说的重心也从正面描写战争转变成了“着意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茫的生命气象”。

与徐怀中相反,41岁的徐则臣是茅奖历史上第一位70后得主,也是最年轻的得主之一,仅次于获奖时40岁的古华。60后评委徐兆寿在评审时着意关注作家的年龄,他列举了入围本届茅奖的70后作家:葛亮、石一枫、任晓雯、付秀莹、李宏伟,以及他同样欣赏的弋舟和田耳。徐则臣是他心目中7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2015年,徐则臣就凭借《耶路撒冷》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十名,距获奖一步之遥。

“年龄考量一个作家是否有人生阅历,是否有能力处理时代风云和人物命运。”徐兆寿说,徐则臣此前的作品多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属于经验写作,本届获奖的《北上》则是重要的虚构作品。“需要他更多的时间和能力来处理写作中的一系列问题。这说明他超越了自己。”

徐则臣说:“二十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二十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我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也正是基于多年的专注,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之后,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就有了耗时四年的《北上》的写作。”

一直以来,“到世界去”是徐则臣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他说:“在这渐行渐远的一路上,腿脚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才构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在早期的花街系列和北漂系列小说中,这种情绪就已经奠定了。“花街”代表原点,也是“到世界去”思想的起点;北漂就已经身处世界,时间久了也成为新的原点。


如何为时代立传?

有没有为你心目中的茅奖作品排一个顺序?

《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秦腔》《尘埃落定》《北上》……每个人在心中都有一个顺序。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基本上展示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变迁,以及对历史、文艺的基本态度。

许多年后,李国文回忆起获得首届茅奖的《冬天里的春天》时说:“那时的作品,完成了那时读者的需求,也就算完成任务。”他充分而清醒地意识到他小说的基调无法超脱我们每个人都熟知的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他不过努力写出这浩瀚的生活长卷中的一角罢了。因此,在90年代我国社会进入新的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他的目标也就转向了文史类的随笔写作,《文学自由谈》《人民文学》《当代》《随笔》等杂志都曾邀请他做过专栏。近年还出版了一系列随笔散文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我为什么这样活》《红楼非梦》,或借古鉴今,或嬉笑怒骂直指当下现实中的不足,仍旧关注人民、政治和文坛,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作为中国惟一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张洁表示了对文学的虔诚:“写作是我生命的存在方式”。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40多岁的张洁开始写作。她早期关于“爱”的作品给很多人带去了启蒙。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8)发表后,她的庆祝方式是“和母亲相视泪流”。

但她没有止步于此,之后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两部作品,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1984),被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富有洞见,是一部重要的“改革小说”。上世纪90年代,张洁推出另一长篇小说《无字》(1998),涉及女性、革命、历史多个主题,广泛而深厚,被李敬泽认为是一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和研究”的作品。

近年来,一些影视剧热播后,原著图书销售呈现飞速上涨趋势。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同名改编剧因原著的巨大影响力,播出后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

和其他同类奖项类似,茅奖同样引发质疑。以第九届茅奖为例,有人认为:“格非、苏童、李佩甫成名多年,十多二十多年前就已是各自写作领域的领军人物;王蒙更是在1956年就一举闻名天下惊,是‘十七年文学’的佼佼者;而金宇澄虽然此前的文名不著,其实人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出道,潜伏多年,这次的《繁花》出版三年多来早已经囊括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或图书奖项不下十个;茅奖只不过是补发,毫无悬念。”

这种保守和追认的结果,就是获奖的作品,并不是该作家的最高水准(金宇澄《繁花》例外),也不是他们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苏童本应该在《河岸》中拿到殊荣,李佩甫《羊的门》也足以笑傲文坛,可惜,没有让他们在最美的时光遇见。至于81岁的王蒙,《这边风景》只是上世纪70年代作品的再次出版,对于著作早已等身的王蒙来说,这部尘封40年的小说在其作品序列中也未必有多大的分量。

茅奖所代表的“主流文学”,曾是整个文学阅读的真正主流;然而,现在这类“主流文学”正在经受各种文学样式的“挤压”,生存空间不断缩小。

当然,伴随改革开放40年的茅盾文学奖,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文学给时代提供的一面镜子。文学反观时代,时代映照文学。如雷达所说:“处在如此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权威的消解似乎是必然的,它会时时受到挑战。相应地,茅盾文学奖也只能在历史中生存,在面对历史的挑战中生存,在顺应历史的潮流中生存。时代在变,审美观念在变,评奖的标准必然也要发生变化,这样才能保证茅盾文学奖与时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