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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丁宝桢 记者:吴永强       2019-06-25      点击量:802次 标签:首页广告栏


▲位于原山东巡抚大院门前的“齐鲁总制”牌坊,见证了一任任山东巡抚的施政历程,丁宝桢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这座牌坊民国时拆除。


初到山东

1863年,43岁的贵州人丁宝桢由湖南北上,至济南,开启了他在山东13年的为官生涯。此时的他,已过不惑之年,积累了丰富的为官经验、治军经验,山东为他进入中国政治核心提供了舞台。

这前后,大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再加上两年前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内忧外患,国将不国。

10年前,33岁的丁宝桢中进士二甲第十一名,并选为翰林庶吉士。第二年因母亲去世,回家服丧。这年,遵义爆发了杨隆喜起义,灾祸殃及平远。丁宝桢自己出钱招募了800壮丁保卫乡里,平远得以保全平安。

1855年,贵州又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更猛烈,次年大半个贵州陷入祸乱之中。丁宝桢丁忧期满,准备回京,贵州巡抚蒋霨远奏请朝廷留他任随军参赞,朝廷特旨授宝桢翰林院编修留军。

这期间,同样因丁忧而改变人生命运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浴血奋战,并屡战屡败。

丁宝桢之前已变卖全部家产,毁家纾难。这次又在家乡招募乡勇四千人赴铜仁、黔南等地作战,由此开始了军功卓著的升迁之路。咸丰十年,升任湖南岳州知府。当时,湖北南岸十二州县尽陷于太平军,一江之隔的岳州城也已先后失陷四次。丁宝桢到任时,城内居民四散,府库空虚。于是他首先稽查户口,年四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编列成营,以兵法约束,得兵勇八十余营,分驻凤凰山及府城各要隘。并于城内文庙掘地,得吴三桂所铸大炮数百尊,皆可用。又组织洞庭湖渔民五六千户,均以营制部署,配以火枪、铜锣、旗帜,驻防城陵矶等地,日夜巡守。一番举措之后,军民一心,都有了固守城池之志。太平军见此地防御甚严,不得已回师江西,岳州全境得获保全。

又过了两年,调任长沙知府。在岳州和长沙任上,励精图治,官声清廉,吏部考核均为“卓异”。

丁宝桢到山东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由盛转衰,但各地烽烟四起,河北山东两地就有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农民起义。当然,黑旗军并非破坏力最强的,捻军才是势力最大的起义部队,所以丁宝桢对黑旗军采取招抚战术。但朝廷并不认同他的做法,斥其擅议招抚,给予降级留任处分。当然,这只是小插曲,并未影响他的升迁势头。

丁宝桢初来乍到,就将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一军。此时的山东,大部分已被各路起义军瓜分,如刘德培在淄川起兵,自称汉王。清朝在北方唯一可靠的强劲力量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僧格林沁是嘉庆的外孙,受封亲王,节制苏鲁豫皖四省军事,位高权重,不可一世。地方大员晋见,司道以下官员概不设座。

此时,僧格林沁正在淄川。按例,丁宝桢前往请训。得知了僧王的“规矩”后,便对门吏言道:“同役国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都大吃一惊。僧王接报,对丁宝桢的耿介大加佩服,于是“改容加礼”,设置座位。此事很快传遍山东,巡抚阎敬铭闻之,不禁对这位新到任的按察使刮目相看,亲自到郊外迎接。此后“事无大小,皆咨宝桢而后行”。

丁宝桢与阎敬铭的友谊维持了很多年,直到逝世,墓志铭也是由阎敬铭书写。

1864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布政使。第二年,僧格林沁战死于曹州,丁宝桢被弹劾协战不力,恩降四品顶戴留任。1866年,给事中孙楫、御史朱镇又搜集罗织了其他的罪名来弹劾他,此事转呈到曾国藩手中,曾国藩向皇帝禀告说丁宝桢无罪。山东巡抚阎敬铭向来欣赏丁宝桢的才能,请求退休,举荐丁宝桢来代替自己。

丁宝桢开始担任山东巡抚,成为一省统领。这一年,与李鸿章合围剿灭了山东捻军。翌年,河北捻军直逼北京城,帝都告急。丁宝桢立即快马奔驰,率领一千骑兵,三千精锐步兵,带着五天粮食,日夜兼程,援助北方,捻军于是向南溃逃。这场战役,朝廷派遣禁军到京城外防备捻军,统领士兵的各位将领都受到责备,只有丁宝桢这一支军队突然出现在敌人之前,转战各州间,收复饶阳,功劳最大。

朝廷多次降下圣旨褒扬嘉奖,加太子少保衔。



▲丁宝桢存世唯一一张照片。


“安德海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

捻军初灭,清朝开启“同治中兴”。

智杀安德海,是丁宝桢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安德海是晚清著名的太监,八九岁时净身,进宫后在咸丰帝身边为御前太监。由于安德海聪明伶俐,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和叶赫那拉杏贞的好感。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承皇位,并派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弼幼主,主持政务。可是幼主的生母慈禧暗中准备和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安德海,成为政变发动者之间互相联系的牵线人。他两次潜入北京,与奕訢沟通,后又安排奕訢与两宫太后相见。最终,政变顺利发动,慈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由于安德海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成了朝中的显赫人物。

这一年,安德海只有17岁。

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深得慈禧太后欢心。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他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和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使得小皇帝常被慈禧太后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皇帝忍无可忍的地步。

直到25岁殒命山东,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获得权力后的慈禧,下一步就是解除奕訢的权力。同治四年三月,在安德海的密谋下,慈禧借用一个御史弹劾奕訢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革去奕訢的议政王和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一个月后,又以奕訢“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慈禧在这一反一复之间,既轻而易举地革去了议政王的名位和权力,又继续使用了奕訢,扫除了对自己的威胁。

同治七年冬天,安德海在北京最大的酒楼前门外天福堂大酒楼张灯结彩,大摆酒宴,娶年方19岁的美人、艺名“九岁红”的马赛花为妻。慈禧太后为了表示宠爱,特地赏赐了白银一千两,绸缎一百匹。

太监娶妻的新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迅速传播开来。

第二年,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清朝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出京了。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只是六品蓝翎太监,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在未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情况下,便违反祖制、擅出宫禁。

安德海的两艘太平船沿京杭大运河扬帆南下,一路上以钦差大臣身份出现。沿途一些趋炎附势的地方官争先恐后前去逢迎巴结,讨好安德海一伙。安德海趁机大敲竹杠,中饱私囊。

他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只有“太后口谕”,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如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农历八月初二,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八月初六,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八月初七早晨,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

一百多年来,坊间一直对丁宝桢杀安德海一事大书特书,慈禧太后在这一事件中处于“反面”角色。然而,很多细节却经不住考究。为什么太监安德海外出这么大的事,竟然没有任何凭证?为什么安德海死后,慈禧没有“秋后算账”?

在丁宝桢五世孙丁健看来,真正想杀安德海的,恰恰正是慈禧。这位辛酉政变的大功臣,骄横跋扈又善于钻营的太监,成为慈禧政治棋局上的一枚棋子。同时,所谓“前门接旨,后面斩首”也不过是坊间对这件事的演绎。

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眼看着安德海从自己管辖的地域过境,却没采取行动。得知安德海死后,他兴奋道:“我目疾数月,听到此事,云翳顿开,丁稚璜真是豪杰之士!”湖广总督李鸿章说:“丁稚璜为他人所不能为,此举名垂青史矣!”

多年后,担任四川总督期间,慈禧特为丁宝桢写下四个大字:“国之宝桢。”

这四个字,言简意赅,概括了丁宝桢在慈禧心中的地位,也是他在当时中国的地位。



▲济南估衣市街关帝庙,建筑原是旧时“集云会馆”的组成部分,传说丁宝桢就是在此诛杀太监安德海。


海军职业化

谈起丁宝桢的贡献,丁健想到了6个字:“持公平于天下。”

初到山东时,正处于战争状态,历经阎敬铭、丁宝桢两任巡抚,战乱平息,归于和平。之后,在丁宝桢的努力下,山东正式迈入洋务运动的行列。

内乱已平,外敌依然环伺。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丁宝桢上书朝廷,请缨赴台抗击日寇。无法成行,他随即在烟台、威海、登州等地构筑炮台、招募民兵、并加固了两千里长的海防线。

1876年四月初三,丁宝桢由济南出发,十五日抵达烟台,亲自校阅登荣水师,查看正在建设的通伸冈炮台。阎敬铭在《丁文诚公墓志铭》中写道:“暇尝东登蓬莱,叹息而返。”为什么叹息?丁健在一篇《丁宝桢在山东时的海防战略》的文章中分析道:“此时这位山东巡 抚属下究竟有多少兵可用? 一是记名提督王正起统领的振军,原有马步队六千余人; 二是提督衔尽先补用总兵李培荣统领的培军,原有二千余人; 三是提督用中军参将莫组绅统领的绅军,原有一千六百余人,含抚 标两营; 无军情时为节省兵饷,这个数目要打六折,三军总共大约六千五百余人。这其中包含登荣水师,即 登州、荣成各一营,加上烟台海防营洋枪队,约千余人。”

国家千疮百孔,就这点儿军队,落后的装备,仅山东就有三千八百多里海岸线,列强环伺,如何守得住?

当时正在建设的通伸冈炮台,需银8万两,是国家海防的重点工程,按例要等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部拨之款,提供给山东后才能开工。针对户部拨款迁延,经李鸿章与丁宝桢共同努力并奏准,以山东各藩库及东海关垫付了启动资金,才得以按期开工。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丁宝桢认为:“若与外洋用兵,则主客之形劳逸之势,彼不如我。”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旦接战,“彼欲急战,而我故延缓之;彼欲不战,而我故牵制之。务使之进不得战,退不得息,久之粮尽煤绝,势必自溃。迨其自溃,我乃乘其势而击截之,或尾迫之,当可取胜。此所谓以守为战也。”

1871年,丁宝桢奏准整顿山东水师。之后,他筹银十万两,派员赴广东购造了14条拖缯船,船体加厚并包裹铁皮。每船配属多种火炮二十一尊。原则是以外洋精制为佳,不惜重价,以立水师之根本。

裁兵并饷,将原水师由三营合并为两营,每营分派7条新购建的师船,分别驻扎在登州和荣成的海口处,称之谓“登荣水师”。

向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的技术兵种转型,是这次整顿水师的特色。

船行于海上,首先要有好的舵工,俗又称之谓驾长。以前饷银低微,不足养家糊口,每届巡洋出海,舵工多是临时雇募近海的渔户,平时兵勇则陆居,与船分离。因此,稍遇风浪即涣散,再一遇敌就弃船逃走,水师废弛的原因就在于此。

鉴于此,丁宝桢奏准把基层官兵的饷银提升到原额的三倍,使其养家有资,无须别谋生计。并规定,上自营官下至兵丁,必须以船为家,不准上岸居住。这样,操练日久,则战友情生,遇敌既可联手协作,又能各自为战。

丁宝桢增设了有技术含量的士官兵额,如舵长和桅长正副各一名,与近代海舰中的航海长和观通长似乎有些接轨。引进德国克虏伯枪炮,并延请德国人瑞乃尔作为教练,当时可谓船坚炮利。

此时,发生于两年前的“滇案”,开始波及山东。1874年,英国派出以柏郎为首的探路队,探查缅滇陆路交通。18751月,他们在未得到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向云南边境进发。2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翻译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次日,探路队又在班西山被阻,这两起案件合称“滇案”。

其时,左宗棠正在西征,收复新疆。俄国人、英国人在西北、西南等边境伺机侵吞中国国土。18767月,李鸿章与英国人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向英国赔款、道歉;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正是这时候,李鸿章看到了山东沿海的优越地理条件,在回复丁宝桢的信中写道:“登荣水师船只虽小,操练整齐,颇为各国所称许。德人瑞乃尔尽心教习,弟已面为拊循。”或许从这时起,登荣水师,这个刚具雏形的海防战力,已落入李鸿章规划与筹建北洋水师的计划之中。

而丁宝桢,被称为中国近代海军职业化的先驱。

后来,登荣水师精选出的两百多名官兵,组成了接舰队伍远赴英国,将“超勇”“扬威”两艘新式巡洋舰接回中国。两舰万里归国,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开始扬帆起航。



▲济南趵突泉公园尚志书院尚志堂,丁宝桢雕像。张庆民/图


开启近代化

丁宝桢在山东十三载,修水利以疏黄河,筑炮台以固海防;又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开山东近代工业之先河;更创办尚志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创办山东书局,开出版业之先河。

1874年,丁宝桢奏请在济南开办制造机器局,得到朝廷首肯。第二年,他再上折子,详细汇报制造机器局的建设情况:今在山东省城创立机器制造局,不用外洋工匠一人,局基设在泺口,自春及秋,将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厂、绘图房,及物料库、工料库大小十余座,一律告成。其火药各厂,如提硝房、蒸硫房、煏炭房、碾炭房、碾硫房、碾硝房、合药房、碾药房、碎药房、压药房、成粒房、筛药房、光药房、烘药房、装箱房,亦次第告竣。

虽然那时的军工厂全是作坊式的操作间,但一年时间就有如此成效,着实体现丁宝桢苦干实干精神。

折子的前半段是汇报,后半段则是长远打算:“所买外洋机器,次第运取。俟机件煤炭各种备全,厂局告成,不逾一年,即可开工。将来如格林炮、克虏伯炮、林明登枪、马梯尼枪,均可自造,不至受制于人,并可接济各省,由水路转运。即使洋商闭关,不虞坐困也。”

这眼光绝非拘泥于一省防务,而是放眼全国。

1877年,山东机器局全面投产,开创了山东近代工业的先河。它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家引进国外机器设备,并全由自己的技术力量独立建设的企业。

山东机器局正式投产时,仅生产火药一项。1876年,丁宝桢为了实现他同时造枪子、弹药的计划,曾委托技术人员曾昭吉小规模地仿造马氏呢后膛枪120支,丁氏对此十分得意,认为曾昭吉仿制的后膛枪每支所费银仅10两,比从国外买来的每支可省银14两,而且与外国制造的相比,“其灵巧捷便,毫无异致。……其及远与马氏呢等,而出声之响,入靶之劲似有过之。”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军火需求大增,清政府又加强了海防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机器局的生产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所生产的军火,全部由清政府调拨给各地驻军抵御外敌。

丁宝桢在山东,一为抵御外辱,一为启迪民智。

趵突泉畔,尚志书院至今犹存。

1869年,丁宝桢建立“尚志书院”。《孟子·尽心上》:“何为尚志”?“仁义而已矣。”《庄子·刻意》也有“贤人尚志”的说法。他在这里招收各府、州、县推荐的所谓“敦品穷经之士”,研究儒学、天文、地舆、算术。1883年,山东巡抚任道镕仿浙江诂经精舍,修改书院章程,以经古课士,提倡朴学。清末新政,书院改为校士馆,后又改为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等。

丁宝桢去世后,清政府允许山东为丁宝桢建祠纪念,丁公祠就建在尚志书院的东北角。如今,同在趵突泉公园之中,李清照纪念堂的“清照旧居”南面二十来米的一个院子,就是尚志书院。




▲上图:丁宝桢家书。下图:李鸿章致丁宝桢的亲笔手札。

黄河与都江堰

187612月,丁宝桢赴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接见了他,授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

离开北京之时,他已不再是山东巡抚,而是四川总督。

在北京的时候,他还获得了一个特权——在紫禁城骑马。紫禁城作为宫禁重地,不能随便坐轿,更不可能让人骑马到处溜达,除非皇上恩准。如果有谁被赏赐在紫禁城内骑马,这是很高的政治待遇。当然了,如果此人年事已高上不了马,经恩准也可坐轿。

准确说来,此处的“四川总督”前还得加俩字——代理,丁宝桢的新职务是代理四川总督。当时四川吏治腐败,财政赤字巨大,慈禧对丁宝桢寄以厚望。

山东的军工厂还在加紧建设中,此时离开确实让人惋惜。但他不得不踏上行程,以新的使命赶往西南。

丁宝桢在四川为官十年,同样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在四川,他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改进都江堰水利设施;二是创办四川机器局;三是改良盐法。他的雕像至今仍然矗立在都江堰边上。

丁宝桢任职四川期间,仍然和山东保持了密切关系。他曾让四川省给山东机器局解决一部分经费,而山东机器局供给四川省一部分军火,四川省应用军火取之内地,较之购自洋商节省实多。

水利,在丁宝桢的为官生涯中颇为重要。

济南崇孝苑碑林里的一块石碑上,记载着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堤,丁宝桢带病治理黄河水患的事迹。菏泽黄河边的障东堤石碑上,则记载了1873年黄河决口,正告假在贵州的丁宝桢赶回山东督治水患的情况。

两块石碑,足以说明丁宝桢在治黄这件事上的成绩。

到了四川之后,他开始治理都江堰,却没想到引来一场灾祸。

1877年,丁宝桢组织了大修都江堰的工程。大修前,他与灌县知县陆葆德往返勘工12次,觉得都江堰用竹笼堤“岁修累甚”,拟修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

丁宝桢将都江堰分水鱼嘴、内江仰天窝鱼嘴、蒲柏河鱼嘴和人字堤全部改用条石修砌。条石之间用铁锭互相闩住,并用桐油、石灰、糯米汁嵌缝。同时,还石砌堤岸12000余丈,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导水、泻水工程,疏淘内、外江干流及江安河入口段等被淤塞河道,挖河方40多万方,用竹笼19000余条,花费银129440余两。

没想到,次年都江堰遭遇一场特大洪灾,水利工程发挥不了作用,内江水流由决口直注外江,整个都江堰灌区下游缺水,一场“索水风潮”由此爆发。农民成群结队到总督府门前,要求丁宝桢给个说法。时值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争斗,洋务派丁宝桢出了事,守旧派纷纷上奏调查他。光绪皇帝下令处理此事,当年十二月,军机大臣恩承、童华受命抵川调查。

调查中,两位大臣百般刁难,但丁宝桢的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工程符合技术规范,也没有查出贪腐问题,乃因灾害太大,人力所不能避免。最后,朝廷仍以“堰功败于垂成,复蹈明之复辙”为由,将丁宝桢由一品顶戴降为三品顶戴,仍保留总督之职。丁士彬、陆葆德也被革职留用。

此后,丁宝桢、丁士彬、陆葆德自备经费,再次兴工修治,主要加固补建鱼嘴,恢复堤堰竹笼结构,扩宽和疏浚河道,并限定渠首岁修经费总数,免除了各用水州县的摊派。丁宝桢去世后,为了纪念他,灌县人就把鱼嘴称为“丁公鱼嘴”。



▲位于贵州省织金县的凤西书院,设有丁宝桢陈列馆。


贫穷的改革家

缺钱,贯穿丁宝桢一生。

有一次,李鸿章向恭亲王奕訢送礼,奕訢不收。李鸿章提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清朝公认的廉吏,奕訢一听他都收礼了,自己还装什么廉洁,就把银票收下了。

李鸿章提的,就是丁宝桢。

在山东时,支出与收入不对等,丁宝桢借了很多的钱。即将卸任山东巡抚,他去北京,顺便辗转天津见李鸿章。李鸿章说,你马上就走了,得把钱还了。就给了他一万两银票。到了京城,上下都需要打点,还要资助贵州老家进京的学子,一万两银子很快花光了。李鸿章又给了他一万两,并说,这是私款,以后不要再提。实际上,正赶上丁戊奇荒,丁宝桢派几个儿子,把剩下的银子换成钱米,赴山西、直隶等地,分给了灾民。

而在四川,则是另一种情形。

清朝九大总督,四川总督算得上是一个肥缺。

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土地肥沃丰饶,经济繁荣,盛产食盐、茶叶等国家专卖资源。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大阿哥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就这个四川盐茶道,每年也能弄10万两银子。”

一个四川盐茶道每年都能收入10万两银子,遑论四川总督?

然而,丁宝桢守着四川总督的肥缺,却穷得经常到当铺借钱过日子。

四川总督一年的进账是这样的:俸禄120两,禄米180斛;养廉银11000两;夔州关的公费12000两;川盐局的公费30000两。

三项加起来,每年大约有5万多两银子。这些都是正常收入。如果四川总督稍微贪心一点,有的是门路捞钱。只要不过分,每年收入10来万两银子,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丁宝桢的性格很古怪。他担任四川总督期间,从不吃拿卡要,甚至连夔州关、川盐局的42000两银子公费都分文不取。

他做官颇有修养,他远离腐蚀,洁身自好,除上衙门外,他还以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济南千佛山上,就有其手书的《诗经·大雅·懿戒》石碑。

后人评价,丁宝桢身上,有宝贵的革新精神与傲劲。他曾十次被弹劾,数次降职,但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不被官场恶俗浸染,大到僧格林沁,小到安德海,均不放在眼里。他改革盐政、裁撤夫马,增加了赋税,纾解了民困,是清末著名的改革家。

他真实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是一股清流,流淌在清末浑浊的河流中。他是一个耕耘者,死在贫瘠的土地上。

1886年,丁宝桢逝世于四川总督任所。由于平时的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学,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在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光绪为之动容,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礼部尚书李瑞芬更是感于其功德胆识情操,把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推为晚清名臣之一。


▲贵州省织金县,丁宝桢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