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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捐的社会心理 记者:米绪       2017-11-20      点击量:645次 标签:周刊观察

1110日,周润发妻子陈荟莲确认,已设立好慈善基金,近56亿家产会捐出去,以帮助真的有需要的人。事实上,发哥早就承诺会效法超级富豪盖茨和巴菲特捐出财产回馈社会:“所有钱都不是我的,只是我赚回来的,并不代表我要永远拥有!如果我死,会将99%财产捐出,临走时什么都不想带走。”这次发嫂重提捐赠,是因为媒体发现发哥身边出现“神秘养子”,膝下无子的发哥发嫂被怀疑或会爽捐。发嫂只好出面澄清那只是妹妹的儿子。

亚当·斯密说:“以遵从自己的心做利他的行,是对社会发展最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的结合,也是最大的善良。”发哥是娱乐圈里难得的清流,虽然影帝多年、亿万富豪多年,但生活简朴。他在香港出门多乘坐公共交通,平时常去社区做义工,到公益机构照顾流浪狗。今年8月,台风过港,有香港市民发现发哥冒着强风,徒手帮忙清理路面,移走倒塌的树木。发哥选择并不美艳的发嫂做人生伴侣,看重的也是发嫂内心的美。所以,发哥发嫂的善,不是作秀,而是举手投足、自然流露。他的裸捐,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善行基础上,并不令人意外,颇有水到渠成之感。

这样的人,迫于舆论出来自证清白,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社会的确有许多名人诈捐盗名,为民众所不齿,以至于拉低了整个慈善界的信任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富裕人群乃至整个社会对于慈善并没有形成一定共识,所以偶一裸捐,便会出现各种惊诧,疑者有之,也是寻常。几年前,比尔·盖茨组团到中国劝捐,遭遇尴尬就是明证。我们的富豪们,大多处于财富积累阶段,还富于民者曲高和寡。民众也惯于给攫取到巨额财富的人授予各种光环,却对心存善念者莫名惊诧暗怀疑虑。

钢铁巨头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比尔·盖茨从微软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时,将自己名下的580亿美元全部捐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盖茨还说,拥有巨大的财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为了庆祝自己的长女出生,扎克伯格与妻子普莉希拉·陈承诺将他们持有的Facebook 99%股份(约450亿美元)捐赠给慈善机构,用以发展人类潜能和促进平等。对于他们的裸捐,全球媒体一致给予了肯定和敬意。

西方慈善,源于其博爱的宗教文化传统,加以比较完善的慈善制度和机构,富豪的捐赠比较普遍,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我们的慈善,源于仁爱的儒家传统,更肯定熟人亲人间的援助,更看重政府自上而下的仁政。中国的富裕阶层出现不过30余年,慈善精神、慈善机构、慈善制度尚处于生长时期。所以,在我们的语境里,就会出现行善之人被质疑且需要付出比善更多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甚至于被恶意所伤害。茅于轼老先生曾撰文论述互不信任增加了我们的交易成本。事实上,信用不够的社会,高昂的不仅是交易成本。罗尔事件让我们的求助成本的拉升,而对周润发裸捐的质疑,则让我们看到为善成本的飙升。

米列说:“越是善良的人,越觉察不出别人的居心不良。”我们的社会这么不惮于以恶意揣测他人,再次证明社会整体精神层次偏低,决定了我们尚没有能力得体地接纳善、从容地给予善。我们的社会配不上发哥的高度,这不是发哥的尴尬,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