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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重塑中国 记者:本刊编辑部       2017-07-21      点击量:1339次 标签:首页广告栏


▲80年前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已经退无可退,在无可选择的极境中,中国人民坚守到了胜利,并以此完成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重塑。

最后的选择

1843年,20岁的李鸿章来到北京城,准备来年的考试。当时的他踌躇满志,作《入都》诗10首以述怀。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在当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老大帝国被万里之外的西夷击败,不过,尚未开眼看世界的青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他们的述怀和过往文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卢沟晓月”仍是旧式文人的审美情趣,朝廷仍旧是世界和生活的中心,建业封侯仍旧是时代青年最大的野望。

然而世界正在飞速变革,当时的中国——这部老旧的机器,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种种发展要求,国力不断衰退,战争不断失败,就连身边的一些小国,也开始对老大帝国展露野心。

1871年,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当时的日本,刚刚结束内乱,一场改革正从各个层面改造着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变革的速度远比中国迅猛,1872年,从东京到横滨的铁路便建成通车。而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则直到1876年才建成通车,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设计的铁路京张铁路则要到1909年才建成。

在近代化之路上狂奔的日本开始了扩张侵略的步伐。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拥有东亚最强海军的清帝国惨败,当时已是朝廷重臣、洋务派代表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三亿两。

清政府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此后,日俄战争的又一次胜利,让日本真正步入列强行列。战争的失利也催生了清廷的自救运动,然而之后的“百“立宪运动”的失败,让中国最终进入了一个不可选择的选择:革命。

自此之后的几十年中,战争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大主题。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第二次北伐战争……1928年,在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后,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终于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在此之前,为了阻挡中国统一,日本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不断的军事、外交胜利让整个日本都蒙上了一层狂热色彩,日本军方越来越不受控制,越来越热衷于“赌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自此揭开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历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虽有其偶然性,但在历史的链条中,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甲午之战是中日对决的近代前奏,“九一八事变”是十四年抗战的开端,“七七事变”所引发的全民族抗战则是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最后的选择。宛平的枪声可能是一个偶然,中日矛盾的总爆发是一个必然,中国已经退无可退,正在觉醒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不允许中国像几百年前那样,再一次丢掉“燕云十六州”。

18401937,这场选择经过了近一百年的漫长时间,中华民族的不断退让和失败终于到了一个退无可退、败无可败的境地,中国人民以绝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用简陋的武器、原始的动员能力,去反抗一个完成工业化的野蛮国家,奏响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场战争,对决双方力量悬殊。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

而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其主要部件和原材料还必须依赖进口。1937年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也正因为中日两国硬实力相差悬殊,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两个月就足够了。”

然而正是这个中国,在194112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4年多。这是二十几个“一两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和延安还在战斗,中国军人用生命谱写着保家卫国的悲壮旋律。

“七七事变”,是中国民族危机的顶点,也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开始。更值得回味的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构,中国知识人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实际上都得益于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最不可思议处。

1939年,在战事最为艰难的日子里,远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钱穆用13个月完成了《国史大纲》。之所以急切成书,是因为当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其胜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中国文化的命运。

在该书里,钱穆梳理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变迁,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以极大的历史温情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当时困扰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场武装力量对比悬殊、看似遥遥无期的抗日战争,中国究竟凭借什么可以取得最终胜利?

这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如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战后体系的“遗产”。同时,中国也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学者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福斯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