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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城事 记者:admin       2017-04-18 标签:首页广告栏

▲在不断攀升的房价、不断提速的高铁、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不断固化的社会分层中,民谣歌手和粉丝用小情怀来对抗大碾压,企图给一代人新的生命注解。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

因为一首《成都》,赵雷火了,也让民谣重回大众视野。

2017年2月4日晚《歌手》播出后,《成都》开始出现在很多人的手机歌单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赵雷,也不怎么听民谣,但如今他们哼着《成都》,把成都列入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或回忆或期待着自己和成都发生的故事。有人留意到,赵雷的新浪微博在节目播出后的10分钟内涨了五万粉丝。

乐评人耳帝评价赵雷的《成都》:“它听起来甚至不像新歌,而是像上世纪80年代末流行歌的还魂。”耳帝说,“它能让人生出一种对市井生活的怀念,你童年住的那个县城、街边的美发店、当地电视台的点歌频道、MTV里穿着比基尼在沙滩边走的女人、夏日晚上遍地的卡拉OK……这些都不专属于成都,你听的是《成都》,但触动你的其实是郑州、沈阳、济南、长沙、保定、绵阳、鞍山……”

在中国民谣中,各大城市都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北京有汪峰的《北京北京》、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上海有顶楼马戏团乐队的《上海童年》;香港有陈冠希的《香港地》;广州有《石牌桥》;南京有李志的《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大理有郝云的《去大理》;丽江有赵雷的《再也不想去丽江》;拉萨有郑钧的《回到拉萨》;就连灰头土脸的河南郑州和河北石家庄,竟也在《关于郑州的记忆》和《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当中诗意了一把。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指出: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是人类记忆、欲望的整体,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整体。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商品交换的简单发生场所,同时也是我们记忆交换的载体。而音乐“提供一种方式,使我们得以处理我们公开的与私密的情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的音乐是某种东西的原真表现--一个人、一种观念、一项感觉、一种共享的经验、一种时代精神。”(西蒙·弗里斯语)

民谣歌手是流浪者,是歌者,是诗人,也是城市的塑造者。正是城市民谣所表现的公共记忆和共享经验,让人们获得了集体认同。



▲民谣歌手是流浪者,是歌者,是诗人,也是城市的塑造者。 曲永欣/图


城市越来越现实坚硬,民谣越来越光滑柔软

春秋时期,中国就有了民谣。据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民谣编辑,他把3000多首民歌删成了包括十五国国风、共305首的《诗经》;1892年,德沃夏克出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他以种植园黑人的灵歌和印第安旋律为要素写出的名作《自新大陆》也是民谣;鲍勃·迪伦虽然在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开始使用电吉他,但他一生的创作本质上还是民谣;诞生于1977年的《加州旅馆》更是颠覆了民谣一直以来简朴乃至粗陋的形象,以厚实精巧的姿态把上世纪70年代所有的忧伤与迷惘卷挟殆尽。

如果说经典民谣是艺术,城市民谣就是一种当代艺术。十年前,知名乐评人李皖写道:“2007年是民谣年,而且仅仅是一个序幕。”如今,正如他所预言,民谣之潮波澜壮阔。当民谣走进大众视野,民谣音乐承载了提供浪漫化“诗和远方”的任务。

有人这样总结当代中产十大焦虑:“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扪心自问,能比谁强。”民谣的红火,恰恰迎合了城市新中产阶级的远方想象。“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出现一种‘疯狂工作’的状态,我们国家到了一个拐点,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拐点,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生活和工作的价值。”作家李元胜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民谣啊民谣》一书中说。

但是,假如民谣是一种精神药物,它不免有些副作用。“民谣容易变成一个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柔软的沙发,人们深陷其中,左搂右抱两个风情万种的情妇,一个叫乡愁,一个叫诗歌”。(张晓舟语)与其以泛滥的情怀注射吗啡,不如提供实在的生活。

城市越来越现实坚硬,民谣越来越光滑柔软。在越来越快、越来越看不清的城市节奏里,民谣不再是一种音乐类型,而是一种气质,一种视角和声音,从这里,看一看我们所来之地,和我们将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