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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交班 记者:本刊编辑部       2018-03-27 标签:首页广告栏


▲与发达国家单一通胀目标不同,中国央行承担的事项繁重复杂,已远远超越普通央行的职责范围。因此,央行掌门人的更替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央行权力史

在中国,金融系统的官员往往比其他部门有着更高的曝光度,从过去的“一行三会”到如今的“一行两会”,每一位行长、主席的职务变动、相关言论,都会引发人们的诸多猜测与联想。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媒体的宠儿。

这种高曝光度与金融的特性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金融是现代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这其中,央行的定位更加特殊。19953月中国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是这么规定的:“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第三条“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

可见与发达国家单一通胀目标不同,中国央行的目标已远远超越银行了。

央行并不是天生如此“超级”的,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金融改革史,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恢复史”和“权力缩小史”。

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市场化的、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金融的本质是信用,而市场化的、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其首要特征就是民间信用成为货币交易的首要基础。而建国之初,为加强中央管理的需要,国家甚至一度取消民间商业信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信用来保证国内的各种货币交易。

在组织形式上,最极端表现就是将原有的几大商业银行并入中央银行或财政部。其后,随着计划经济不断强化,中央银行自己也索性并入财政部,最后实现了财政、金融“不分家”。1969年,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

而改革开放后,金融体系改革的第一步也正是财政、金融“要分家”。1978年,人民银行与财政部正式分开办公。1979年开始,四大行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体系内恢复、独立或新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立出来,专门经营原来由人民银行承担的储蓄和工商信贷等商业银行业务。至此,人民银行剥离了本不该属于它的商业银行职能,而是专注于监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完成了人民银行的“职能恢复史”。

接下来,则是人民银行的“权力缩小史”。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人民银行一直承担着监管职能,这个状况直到1992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证监会为止。

此后,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人民银行将保险公司的监管权移交给保监会。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人民银行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移交银监会,而自己保留货币政策制定、信用建设、反洗钱等监管职能。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中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初步形成,人民银行从“大央行”缩减成了“小央行”。

但另一方面,“大央行”的“印记”却一直留在中国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之中,这在人才领域最为典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或机构高层,相当多的人士都曾在人民银行总行、分支机构任职或就读于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实际上,曾有一些观点指出,在曾经的“大一统式”的“超级央行”监管下,由于央行系统的权力过大,所有金融领域都管,那么一些管理者可能出于个人逐利需要,下海成为市场玩家,这将使得“裁判”和“运动员”的界限变得模糊。

因此也有人认为,央行不断将职能剥离,同时又将职能不断收回,从“一行”之外新设“三会”到“一行三会”变“一委一行两会”,既是出于监管专业化需要,同时也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不断加强监管的需要。

这两种需要左右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或许,其职能的变化,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用《三国演义》一句话概括:分久则合,合久则分。

一代经济学人的时代使命

机构的变革往往生硬而枯燥,人的理念与细节会让历史有趣起来。从“超长待机”的周小川到继任者易纲,他们以及其“豪华朋友圈”所代表的一代经济学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

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张维迎……这些人与周小川、易纲们或是朋友,或有师承关系,或是同辈学人,或在庙堂,或在江湖,或争鸣或认同,并在因缘际会下,与后来处于更高层的领导群体相识,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圈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体改委、北大国发院,这些机构和以及那场召开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是他们相会之初,也是其思想脉络中的关键节点。

他们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身上至今遗留着当时特殊的时代气质,这种气质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也可以称之为改革范儿——在诸多媒体的表述中,周小川和易纲都是坚定的体制内改革派。

他们爱好广泛,性格迥异:周小川爱网球、古典乐,易纲则具有工作狂气质,这位央行新掌门,曾经因为研究节水马桶,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他们之间的争论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路径选择:吴敬琏、厉以宁的学术纷争,张维迎与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

这是他们在特殊年代的历史印记,而在对其标签进行八卦式考证之外,我们更应该将这一代精英置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复盘与考量,他们的思想脉络、仕途经历,在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中,无疑更具备特殊的历史感与时代性。

在历史机遇与个人奋斗的合力下,他们成为朝野器重的改革英雄。学术权力与现实影响力,让他们成为时代的明星。这些经济学家当仁不让地构成了中国学术圈中的“豪门”。

中国没有哪个时代,经济学家会被如此器重,他们以其卓越的学术勇气,影响决策,改写历史,赢得朝野尊重,成为时代耀眼的英雄与明星。

由此,我们试图以央行掌门人的更替为切口,探讨这一代精英群体的时代使命:如何在东西方交流与游戏规则的碰撞中,完成对自身思想体系与方法、工具的重塑,并以此参与、影响中国改革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