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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琇荣:女性救赎的喜乐之光 记者:吴永强       2019-02-11      点击量:226次 标签:读书


心灵原乡:风土人情,亦关乎文化血液

性格乖张的老妇人魏红莲,唯一的外孙女春晓,两人间产生微妙的伦理纠葛。

精神出现障碍和幻觉的艾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青荇的丈夫遭遇车祸死亡,之后她参加了丈夫跟情人预定好的一次出游,想见一见那个女人。

……

《阿司匹林》《空镜子》《影子爱人》等小说中,一系列孤独决绝的女性形象,从于琇荣笔下走出,细腻温存,饱经风霜,展示了“女性在‘他’社会中的挣扎和生存状况”(黄书恺语)。

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在于琇荣的成长经历中,不同的地域集合成特殊的个人体验。尤其是年少时,父母工作调动期间,她被迫休学在农村居住一年。“陌生的语言、环境和生活水平的巨大落差,以及因水土不服造成的皮肤溃烂让我变得沉默而敏感,总能在一闪而过的目光里捕捉到厌弃,它让我愤怒,却又无能为力。”

特殊的经历沟通了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她经常想起那个脆弱敏感的小女孩:“我穿起一层一层坚硬的铠甲躲避人群,掩饰内心的胆怯恐慌,每天在对死亡的恐惧中迟迟不肯睡去,又在每个黎明到来之际为重生欢喜。后来我问自己为什么陷入这样的境地?是事情本该如此,还是人为使然?”

每个作家都拥有一个心灵原乡,它不仅是简单的风土人情,还关乎文化血液,人生思考和表达方式。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她的写作拥有了更丰盈、更独特的人生体验。“那时的思索和追问延续到现在的写作风格,使自己在传统陈述事实存在本身的同时,增强了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以及自我分析的成分。”

作家刘玉栋在评论文章中指出,从题材上讲,于琇荣的小说大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小城为背景的城市小说,这部分小说,城市元素和现代气息扑面而来,并且主人公都是女性,她们在生活中的境况不佳,正遭遇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障碍,孤独、悲伤、失落和痛苦紧紧地缠绕着她们,出走、逃离、寻觅和死亡往往是等待她们的结局。”她的一系列小说,展示了现代女性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写得沉着而优雅,华丽而忧伤,却有着很强的冲击力。

同样出身鲁北平原的刘玉栋,看到了于琇荣小说中的另一特质,即“以那片盐碱地为书写对象的乡土题材,比如《二分地的忧伤》《2005年的占卜》《向北方》《最后一头驴》等小说,在绵密冷静的叙事中,蕴含着饱满的情感”。


人性疯狂滑行后的反省与救赎

《齐鲁周刊》:出走与回归的徘徊、灵魂与身体的焦灼。女性文学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依然没有解决娜拉和莎菲两个形象所面临的困境。你的小说中同样有这种感觉,如何理解?如何解读这两种人物形象?

于琇荣:在某一段时期,我比较关注女性文学,也写了一些女性题材的小说。鲁迅先生对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娜拉出走定义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假如说那是近百年前女性挣扎后的结局,为什么现在职业女性,尤其是高知女性在拥有了经济独立能力以后,意识仍然处在弱势层面上,甚至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束缚得紧紧的,去完成从属于男权社会的道德感,进行一种自我压迫呢?我也在追问剖析这个问题。我想,这可能与中国式的“善良”有关,屈服于主流审美、从众评判标准的就是好的、正确的,所下结论简单粗暴,缺乏以事物佐证评判的耐心。比如《无处安放》中的小妤,看似平静、光鲜的外表之下,不仅滋生着虚伪的细菌,更是一种扭曲到令人窒息的残忍。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事例,强烈的焦虑和缺乏安全感,导致现代女性在时间与空间的压榨下,急迫要撷取一些真实的东西掌控手里,继而使整个家庭、社会关系充满硝烟的局促味道,由此形成一条极速运转的恶性循环链条。

我曾懊恼给予人物这样的命运安排,但不得不承认,在通往女性灵魂自我救赎的路上,只有一道窄窄的缝隙闪烁着喜乐之光。现实的确如此。女性自我觉醒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借传统之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视的评判,将会再次成为禁锢女性精神与思想独立自由的藩篱,这应引起女性尤其是女性作家的警觉。

《齐鲁周刊》:人性在不断撕扯中发生裂变,中国式现实将小说引向伦理的层面,也引向道德的审判与自我审判。《阿司匹林》《贝克岛》《无处安放》等小说都有这种特点。类似的小说中,你最看重什么?有什么独特的经验和感受?

于琇荣:中国式阅读中国现实小说,会不自觉地有种角色代入感,继而站在道德的高地对人物进行剖析解读,却忘记了人性的复杂性。人性在荒诞的现实面前充满了很多高深莫测的变数,总有个节点,在被忽视的微小瞬间成了酿成一场雪崩的最后一片雪花,从而改变一切。比如一个谎言,遭遇现实的印证,比如一闪之念,勾起沉睡在心底的善恶。不可避免的,在《贝壳岛》《阿司匹林》等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轨迹穿插进了这种想法——在类似的小说里,我更愿看到真实的人性在疯狂滑行的道路上戛然而止后的自我反省与救赎,无论善恶。

《齐鲁周刊》:你的阅读状况如何?

于琇荣:我的阅读基本上属于兴趣阅读,不过是开阔视野,增加知识储备,没有太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吧,小时读古典诗词和古籍是源于家里的藏书,那时没有选择意识,有什么读什么,虽然诗词含义不甚解,但美丽的辞藻以及由此产生的画面感非常强烈。后来,可能基于女性同理心的缘故,偏爱女性作家的作品,麦卡勒斯、玛格丽特·米切尔、伍尔夫等。现在读的就很杂乱了,以文学为主,也涉猎一些其他的书籍,比如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荣格《心理分析理论》、叔本华《附录与补遗》、黑格尔《大逻辑》等,还有人物传记,世界地理,有段时间还痴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喜欢的是佩索阿、鲁尔福和马洛伊·山多尔,他们的精神脉络和冷峻的叙述像一把冰刀直插内心,我能感到强烈的痛感,却找不到引起疼痛的伤口——它已经融化在生命里。

《齐鲁周刊》:短篇小说之外,你还在创作以粮食安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两者关注点不同,如何从偏私人化的短篇小说过渡到偏社会化的长篇小说?

于琇荣:短篇小说限于容量,题材选择偏私人化,但真正的写作不是私人化的,而是社会化的,虽然在最初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隐藏着个人体验的痕迹。

人谷为“俗”,粮食是饮食男女须臾难离的烟火,是承载生命的基石。写一部以土地、粮食为背景的小说是我的愿望,这可能和我曾经在粮食局工作有关,对土地和粮食安全的隐忧一直刺痛着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对土地的敬畏与依赖感日渐疏离,在经济冲击下,农民、农村的出路在哪儿?书中主人公在探索中自我诘问,其实也是我苦苦思索的问题。我的家乡正在如火如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使我对乡村未来图景抱以美好期待。

长篇小说《丰收》正是基于对土地、粮食以及农民、农村深度思考后确定的题材,现在已完成17万字,预计2019年底完成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