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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里的济南 记者:钱欢青       2017-11-07      点击量:1038次 标签:读书


▲古村落里的济南,钱欢青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

这本书的缘起,与冯骥才先生有关。

他说,古村落已经处于最危急的状态:在2000年的时候,我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一个古村落就像一本大书,最恐怖的是,我们还来不及打开这本书,它就已经消失了。

冯先生说的古村落的危急状况却让我难以释怀。终于有了机会,我开始了一个济南古村落项目的踏查。两年半的时间,85个村落的调查,越到后期,感受越发明显,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历经“土改”“文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经济建设大潮,留存在乡村的老建筑已经相对较少,不少村落中的大家族,原本的高门宅院,不是被扒,就是被分割成不同的小单元,虽仍隐隐可见雍容气度,却掩不住颓败和衰老。

与此同时,勾连在建筑这一有形物质上的无形的精神传统,也在时代的凶猛浪潮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以我所调查的章丘普集镇杨官庄为例。村中有一处蔚为壮观的袭家大院,是袭家第十七代孙袭肇运于清朝嘉庆年间在杨官庄建造的宅院,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五个组合式四合院雍容大气。但随着家道中落,除了袭肇运长子之后一直住在第二进院落,其他几个院落都被袭氏后人卖给了村里别的财主。

与老建筑的颓败同样命运的,是袭家祠堂延续数百年的“春秋之祭”。据袭氏后人保存的家谱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九月,一位身为济南府儒学生员的袭氏后人,不仅力图恢复春秋之祭,还写下了“行会条约”,规定了祭祀祖先的贡品、过程等等内容。其详细程度可以作为明代社会风俗的一份研究样本。“行会条约”的最后写道:“圣谕族约内事理,不许分外生事,欺凌乡里,游惰失业,违者绝之,生不与祭,死不许入墓。”这份“条约”,形象说明了家族对其成员的道德约束力。如今,社会形态早已天翻地覆地改变,人伦秩序当然不能再指望族约这样的规定了,“春秋之祭”自然也早已荡然无存。

这是物质形态和传统精神的双重失落。因此,古村落的“危急形态”,绝不仅仅体现在一些老建筑、老手艺的消失,这是一种村落文化的整体性失落,它包括与自然的和谐,对传统的皈依,以及对族群的依靠和制约。

当然,情况也在逐渐改变。近些年,与城镇化进程同步滋长起来的,还有众多乡村对接续“根性文化”的渴望。修撰村志的村落增多,不少断裂的家谱开始被重新修订。走访一个个古村落,你也总能在每个村子里找到一两个对本村历史如数家珍的“乡土专家”。

上文提到的章丘普集镇杨官庄袭家大院,也有新的故事发生。2002 年,袭氏后人第八次续谱,至今依然有从北京、天津到袭家大院来寻根的人。一切都证明,族人之间依然有着家族向心力,家族的荣耀依然是村人心中默默涌动的需求。

与民间找寻“根”的荣光的自发行为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官方抢救古村落的行动。2012 416日,国家几个部委联手,已经开始对古村落进行地毯式普查,到2016年,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已经评定。评定之后,国家将会拨出大额保护经费。

最近几年,国内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并践行新的乡村建设,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回归故乡,“抢救故乡”。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两难”也许永远存在,但唯其难,对乡村建设、对中国出路持之以恒地思考、实践,并且坚守,也许才显得尤为珍贵。

止庵先生《月札》诗,起首四句,“时针指向十二点半/没有什么不放心/在梦与梦之间就像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我们醒来就是流浪者”。

我多么希望,某一天醒来,不再是一个流浪者。

(本文节选自《古村落里的济南·序》,有删节。钱欢青,济南时报文化副刊部副主任,著有《济南老建筑寻踪》《考古济南——探寻一座城的文明坐标》《齐鲁国宝传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