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顶部
首页文化文化圈 > 正文
格非:文学星辰与时代叩问 记者:吴永强       2018-06-13      点击量:459次 标签:文化圈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的巅峰之作。


递归与反递归的逻辑变化

格非提出了一个问题:单纯从阅历来说,鲁迅十几岁离开故乡,为什么写的小说大量涉及故乡?莫言为什么始终围绕着高密东北乡在写作?人生中另外的大段经历,为什么无法在作品中呈现?

他指出,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形态。当下的中国,依然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在主导,还没有完成社会转型,现在的伦理观念,和鲁迅时期已大为不同,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社会。

当然,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就当下而言,很多传统已然不再。格非记得小时候,“传统的文人还活着”。有一天,祖父带他去见一个“高人”,这是一个老菜农,却对诗词歌赋有着异于常人的禀赋,浑身散发着来自上一个时代的文人气息。老人带给他很大刺激——“我身边也住着一个古人”。后来,他和老人断断续续联系,生活中多了一个老师。读大三时,老人想考一考他的文学素养,让他写一些古体诗寄给对方。格非觉得很惭愧,自己当时并没有太深的古典造诣,遂请古典文学专业的朋友代写了几首,寄给老人。老人回信告诉他,这些诗连基本的平仄都不懂,并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再回到故乡,格非感觉“乡村跟过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经验在呈现时,到底要表达什么?是以正在死亡的乡村文明为基本蓝本,还是描述城市生活的肮脏?”

格非谈到“递归”,一个数学概念。“递归数列”,即一种给定A1后,用给定递归公式An+1=f(An)由前项定义后项所得到的数列。文学并非封闭的人文科学,在数学、物理等科学上亦有文学可发挥的空间,麦克尤恩经典小说《立体几何》即是一篇著名的尝试。

“要想真正了解博尔赫斯,得有科学的基础。”格非说,博尔赫斯在卡斯纳与纽斯曼所著《数学与想象》一书的西班牙语序言中写道:“数学,如同音乐,足以放弃世界。”马丁内斯也写过一篇《博尔赫斯与数学》。

“递归”也是一个文学概念。在过去,人们通过部分来呈现整体,部分和整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人的最高目标不是幸福、快乐,而是安适。孤独是幸福的前提,所谓慎独,而今人们却害怕、躲避孤独。在“递归”的世界,塞万提斯成为最后一个把局部和整体结合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一个试图去做到这一点的人,《罪与罚》中巨大的爱,神性的力量,将作者提升到了上帝的层面。

到了黑格尔,一切发生变化,在他看来,人是其所有行为的总和(马克思继承了这个观点)。至此,人就成了“反递归”的存在,一切行为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用加缪的话说,“好”这个字开始了多重解读,已不存在意义。

在存在主义看来,存在先于本质,人是没有本质的,就存在那里,道德不足惧,规则不足惧。“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会在道德许可的范围内写作”。歌德也说,如果一个作家缺乏勇气,就谈不上任何才华。

于是,社会生活、政治、道德,三者影响下的个人,成为经验的一种呈现。“今天的时代,不可能有真正的经验性作家。一个作家对哲学、思想史、一部分科学要有清晰的认识。”


▲在《春尽江南》这部长篇小说中,格非从“时间”和“生命”的有限性这个角度,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思考。


当水手和农民“消失”之后

在本雅明看来,过去最有资格讲故事的人,一个是水手,一个是农民。

水手是一个代指,他周游世界,带回来什么故事,你就听到什么故事,他所描述的爪哇岛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得接受是什么样子的。水手拥有对故事的诠释权,因为你没有他那样的经历,必须接受他的述说。而农民在经验的作用下,拥有无穷无尽的故事,民间传说、个人经验在同一片土地上呈现出繁盛的花朵——最伟大的“农民型”作家是马尔克斯。

但是,以上两种讲故事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传播途径早已极大广泛,过去的水手早已被新闻记者取代,地球之上,任何地域的故事早已不再新鲜。而农民呢?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农民的传统生活被打破了,个人经验被社会经验取代,部分和整体之间的意义脱钩了。

即:生活和意义分开了。

格非说,在这个层面上,《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小说。“这部小说重新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将生活和意义重新结合起来。”流落荒岛的鲁滨逊,必须从源头开始整理自己的生活,要想吃面包,就要从源头开始种植小麦,完成制作面包的整个流程,而不是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去轻易地获取面包。

按照本雅明的理论,文学是没办法被阅读磨损的,读过之后并不能把控,新闻作品读完后不存在剩余价值,而文学不同。——基本事实没有用,文学最重要的正是基本事实之外的部分,是事件提供的最初的那种感觉,“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碰到一起时,那种奇妙感,比如雨伞和缝纫机的相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生活经历如此贫乏,他们的作品却如此伟大。

躲在一间屋子里思考的普鲁斯特,在思考城堡进入和出来的可能性的卡夫卡,以异于传统的经验的形式,讲述了另一种堪称“惊艳”的经验。即使最初的那种经验,城市照亮了莫言的乡村经验,不到城市里,莫言不会如此明晰乡村的过往。

格非的经验同样在不断延伸,从先锋时代到“江南三部曲”,一个大作家的气质凸显在文字中。张清华评价他的短篇小说《傻瓜的诗篇》为“新文学十个经典短篇之一”。张清华说这篇小说,“仿佛是一篇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报告一样,他似乎就是要有意地写一篇能够表现精神分析学理念的小说,特别是关于精神病的发病原理和治愈方法的‘理论探求’的小说,他的确是成功了。”

格非还著有一本《雪隐鹭鸶》,以学术的眼光,阐释《金瓶梅》。这部小说,“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在中国小说史上,无论是世界观、价值观、修辞学,还是给读者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金瓶梅》都是空前的。”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的巅峰之作,江南百年,文学的话语统领一片地域和一个族群。我喜欢《春尽江南》最后附录的一首《睡莲》,其中两句:“前世的梦中,我无限接近这星辰/今夜依旧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