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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进化史与时代病 记者:荆棘       2018-01-23      点击量:357次 标签:封面故事


▲社交网络正在细化,反对过度社交是为了更好地社交。


从古代到民国:社交进化图谱


如果所有社交都像农耕时代那样: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很多宅男宅女大概就没有社交了。

上溯至古代,从磨鼻子、打群架、狩猎、祭祀等活动中便传达出社交意义,人类社会生活的进化则有了语言和文字后开始由简到繁。古人说:“遇沉沉不语之士,且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人,应须防口。”社会交际开始蕴含着“分寸”的玄机。

旧时的社会交往,因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不同、社会交往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即便是在同一社会阶层,也或因个人的秉性好恶不同,有所差异。

鸿雁传书、诗酒唱和、雅集结社是文人们的社交方式:北京最后一个比较有名的诗社稊园诗社,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维持到1955年,最后的社长是章士钊,其主要的一些成员有叶公绰、张伯驹、郭风惠等,都是当时做旧体诗的骨干。正式的雅集都要预先将帖子写好,写上时间地点和雅集的因由。

新旧更迭乃民国学界一大特色,因背景不同、代际差异,学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

自新文化运动后,在民国学界“暴得大名”的胡适,其朋友圈之广,使得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成为上世纪2030年代学界、文坛里的流行语,以表示自己有身份、有品位、有路子。因而“胡适之”三个字在当时绝对是块滚烫的金字招牌。

在今天的上海自贸区外高桥一带,藏着一座颇难寻觅的院落。80多年前,在这座叫作“杜祠”的地方,曾经上演了一场堪称民国时代最为盛大的社交关系秀。  

“杜祠”的主人是杜月笙,他最著名的口头禅叫“闲话一句”,江湖中人找上门来摆平事体,从革命党到章太炎、杨度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从慈善救灾到资助抗日,只要有了杜先生这句话,这事就算成了。

他的秘书胡叙五曾说:“他的金钱像潮水般涌来,依旧让它像潮水般淌去。凭着这些身外之物,他从四面八方,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如果当年有微信朋友圈,杜先生的通讯录可能要加到系统崩溃为止。

但在这位一生中充满高光时刻的杜先生心中,“杜家祠堂”的落成,应是人生辉煌,莫过如此了。章君彀在《杜月笙传》中也将此视为“杜月笙一生之中,巅峰状态时期的空前豪举”。

19316月初,一生似乎很少主动找人帮忙的杜月笙带着杜祠来了,围绕落成搞的各种庆祝仪式共持续了三天。在69日奉主入祠的仪式中,仅仪仗队伍就有五千多人,连绵两英里。按照《杜月笙传》的记录,当天的仪仗队是由骑着高头大马的英国巡捕开路的,法国人的安南巡捕骑着自行车随行,最后才是中国巡捕。

但凡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要么是亲身前来,要么是送上匾额寿礼。据说除了余叔岩,中国京剧界的所有名角都同时聚于杜祠。宴席变成流水席,每顿饭要翻三次台子,才能让近万名宾客都吃上饭。

对于上海人来说,这是开埠近百年以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大场面。

而对于那个时代的社交圈而言,装得下胡适之、装得下杜月笙,装得下充满荷尔蒙的民间社会,他们可以盛大得办一场盛典或葬礼,也可以在政治混乱时代不被碾压或裹挟。


▲新旧更迭乃民国学界一大特色,因背景不同、代际差异,学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


反社交是为了更好地社交

社交这种东西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是上流社会热衷的一个词,如皇亲贵族、文人雅士,留洋人士。城市小市民的社交是各类聚餐,乡村农民的社交是赌博或赶集,形式不固定,也没有交流思想的氛围和空间。

在当下中国,社交对于中国人而言,大部分时候更像一种目标明确的对利益关系的维护。中国人认可的价值,多数与物质有关。与之无关的,谓之没用。

在看似风光、忙忙碌碌的社交生活中,看着别人拼酒、瞎聊、讲段子,你只想拿出手机看点儿什么,来掩饰你的尴尬和无所适从;看着人们和领导挨个敬酒,你只能挂着僵硬的笑容在一旁看着,装作融入其中。

费孝通描述中国人的基本社交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我不会过度专注于某一段关系,我随时有很多退路”,佛系社交本质上是疲倦和寻求安全感。

齐美尔在《交际社会学》中说过,真正纯粹的社交是“为社交而社交”,这中间没有任何社会因素,没有丝毫利用的关系和功利主义,两人相向而坐,愉快地聊天,节奏适当,气氛轻松,交谈双方仅从交谈本身就获得了无限乐趣。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利用对方的社会资本为自己牟利。缺乏知识与精神层面交流的沟通,充其量只是交际。

从这个定义来看,严格来说,中国人喜欢聚会,但没有社交。真正的社交不累,耗费时间的“伪社交”才累。

学者周国平认为,社交更注重彼此交往的质量。他说:“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白岩松回忆起他心目中的社交时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经常有很深入的谈心。但现在手机这个第三者的出现,让深度的谈心很难了。那时候的卧谈会,会为一首诗、一部作品、一个观念彼此争论,最后谁都睡不着,天就慢慢亮了。”现在人们的精力除了满足基本欲望之外已经所剩无几,以致思想成了奢侈品,社交、聚会成了“无聊”的代名词。

随着“伪社交”无聊本质的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对聚会等社交活动的“性冷淡”。在那张冷漠脸上贴一个“危险!生人勿近”的标签,可以消灭各种来自同事、朋友的周末邀约,并意味着获得一个无拘无束“宅”在家的周末。

事实上,社交网络正在细化,“选择性社交”“戴上面具再社交”“有限社交”,它们的共同性显而易见——反对过度社交,帮助用户更好地社交。

耿直的蒙田说过:“沉默较之言不由衷的话更有益于社交。”希望未来哪天社交饥渴的中国人可以“冷淡”下来。这样的冷淡,指的是情绪的平缓、欲望的削弱,注重向内的、对于知识与精神层面的追求。只有当中国人的知识涵养与其物质财富都同样富足的时候,社交才会变得有趣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谈社交也不迟。